后汉重视教育，京师太学生云集，当时的大儒，既做官又做教授，他们的学生学成以后，也就成了部下僚属。做官有利益上的势力范围，做教授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于是对内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对外则是批评和无情贬低，官场矛盾借学术争鸣而展开，学术争鸣则仅仅是标榜和起哄——这是党争的一条线索。

另一条线索是政治昏暗，一个又一个小皇帝让君权置于后宫和外戚手里，皇帝稍长，又和太监厮混在一起，这些“皇权代理人”不珍惜江山社稷，肆意胡作非为，整个朝廷弥漫着灰心丧气的氛围，激亢的情绪于是逐渐发酵，“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

党人攻讦的对象是宦官集团，当时的宦官，已经超越了宫廷服务生的职务范围，他们已经控制了中央中枢，宦官们虽然不能生育，但是他们的爹妈能生育，他们爹妈生出来的兄弟姊妹也能生育，于是宦官的兄弟子侄也就和功臣、外戚一样，被委派到各地做官。外戚揽权也是一家一姓，占据的职位终究有限，而宦官群加上他们的家属群，基本上可以视作无限庞大，他们重新分配既得利益，对士大夫阶级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

士大夫集团自认为有理想，他们掌权是为了天下苍生，宦官及宦官家属掌权是为了一己私利，另外，除了理想上的优势以外，生理优势也放在那里，这些没卵子的家伙管理国家，本身就是对士大夫的一种污辱，于是，他们第一，立党标榜清高，追求万人欢呼的名声，犯了皇帝专制体制下的大忌，皇帝最不顺眼的，就是登高一呼自以为领袖的精英分子；第二，他们以为生理有缺陷的人在政治上也不堪一击，于是好胜速胜一鼓而天下定的急切心理很强，这让他们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都估计不足，急躁之下，一败涂地；第三，道德的优越感让他们放弃了合法有节的斗争策略，凡事以“大快人心”为标尺，对宦官集团的个案处理，血腥暴力。

最要命的，他们批评宦官腐败，实际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皇帝本人，这时的皇帝已经是成年皇帝，皇帝的最大利益是国泰民安，就算昏庸无能的皇帝，也不喜欢朝廷天天鼓噪，有道德洁癖的士大夫提出的条件皇帝接受不了，反而不论外戚还是宦官，却能比较冷静地抓住党人的辫子，迎合皇帝的心理，出招常常一举而中。

桓帝刘志对党人的处置还不算最残酷，只是抓起来杀杀威风，后来“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到了灵帝刘宏时代，迫害致死就成家常便饭了。

历史的逻辑大抵如此，有运动就有迫害，待到皇帝迫害登峰造极之后，士林遭受摧残，左派右稚病没有了，愤青们不存在了，真正忧国忧民的精神也消解殆尽，政治冷淡成为主流，犬儒精神再一次全面复归，当政治糜烂祸及到低层百姓，让他们饥寒交迫揭竿而起的时候，这个王朝也就无药可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