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重视教育,京师太学生云集,当时的大儒,既做官又做教授,他们的学生学成以后,也就成了部下僚属。做官有利益上的势力范围,做教授学术上的门户之见,于是对内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对外则是批评和无情贬低,官场矛盾借学术争鸣而展开,学术争鸣则仅仅是标榜和起哄——这是党争的一条线索。
另一条线索是政治昏暗,一个又一个小皇帝让君权置于后宫和外戚手里,皇帝稍长,又和太监厮混在一起,这些“皇权代理人”不珍惜江山社稷,肆意胡作非为,整个朝廷弥漫着灰心丧气的氛围,激亢的情绪于是逐渐发酵,“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
党人攻讦的对象是宦官集团,当时的宦官,已经超越了宫廷服务生的职务范围,他们已经控制了中央中枢,宦官们虽然不能生育,但是他们的爹妈能生育,他们爹妈生出来的兄弟姊妹也能生育,于是宦官的兄弟子侄也就和功臣、外戚一样,被委派到各地做官。外戚揽权也是一家一姓,占据的职位终究有限,而宦官群加上他们的家属群,基本上可以视作无限庞大,他们重新分配既得利益,对士大夫阶级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
士大夫集团自认为有理想,他们掌权是为了天下苍生,宦官及宦官家属掌权是为了一己私利,另外,除了理想上的优势以外,生理优势也放在那里,这些没卵子的家伙管理国家,本身就是对士大夫的一种污辱,于是,他们第一,立党标榜清高,追求万人欢呼的名声,犯了皇帝专制体制下的大忌,皇帝最不顺眼的,就是登高一呼自以为领袖的精英分子;第二,他们以为生理有缺陷的人在政治上也不堪一击,于是好胜速胜一鼓而天下定的急切心理很强,这让他们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都估计不足,急躁之下,一败涂地;第三,道德的优越感让他们放弃了合法有节的斗争策略,凡事以“大快人心”为标尺,对宦官集团的个案处理,血腥暴力。
最要命的,他们批评宦官腐败,实际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皇帝本人,这时的皇帝已经是成年皇帝,皇帝的最大利益是国泰民安,就算昏庸无能的皇帝,也不喜欢朝廷天天鼓噪,有道德洁癖的士大夫提出的条件皇帝接受不了,反而不论外戚还是宦官,却能比较冷静地抓住党人的辫子,迎合皇帝的心理,出招常常一举而中。
桓帝刘志对党人的处置还不算最残酷,只是抓起来杀杀威风,后来“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到了灵帝刘宏时代,迫害致死就成家常便饭了。
历史的逻辑大抵如此,有运动就有迫害,待到皇帝迫害登峰造极之后,士林遭受摧残,左派右稚病没有了,愤青们不存在了,真正忧国忧民的精神也消解殆尽,政治冷淡成为主流,犬儒精神再一次全面复归,当政治糜烂祸及到低层百姓,让他们饥寒交迫揭竿而起的时候,这个王朝也就无药可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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