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现象不仅与代际问题相关，也与阶层问题相关。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规模庞大的城市中上既得利益阶层和他们的孩子们梦想着要稳坐在城市化的后来者，也就是“80后”、“90后”乃至成长中的“00后”的稚嫩肩膀之上。
　　在“五四”青年节当日，14岁至28岁（共青团员的年龄限制范围）的人群依法享受半天假期。如果问“谁是青年”，这一年龄跨度恐怕是最方便的答案。

　　关于青年的年龄界定，各国有所不同。但生物学意义上的年龄只是青年这个概念的一个侧面，而且是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侧面。青年更重要的是一种与未来相关的精神状态和针对统治性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权威的反叛性，罗伯特·肯尼迪说过，“这个世界需要青年的品质，并非人生的一个时段，而是一种精神的状态，一种意志的性情，一种想象的品质，一种勇气对于怯懦的战胜，一种冒险欲对于安逸生活的压倒。”

　　但是，青年的两重含义互相分离又互为依托，在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与青年这种心态相关的历史使命仍然需要生物学意义上的青年来完成—躯体和精神必须实现结合。

　　青年的兴起

　　尼尔·波兹曼指出，“在希腊文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的任何人。”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也时常出现“青年”、“少年”，但指的也不是特定年龄层的人。

　　青年的概念是一个近代以来的建构。首先，产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组织渐趋严密，知识体系愈发复杂，人的社会化在复杂程度上逐步提升，与过去简单化的生产方式相比，在新的条件下成长为一个合格劳动者所需的时间拉长了。正是基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这样定义青年：“青年是指人的一生中介于童年与进入劳动世界，获得自主能力而成为成人之间的一个固定的过渡时期。”

　　在当代，一个人如果读到博士毕业，花费在受教育上的时间要超过20年。相反，如果一个人自幼就务农、经商或者被送去当学徒，那么可以说一步便踏入了成人世界，没有经过什么青年时期。可见，青年是一个与知识密切相关的范畴。

　　其次，现代社会是迷信进步的，现代理念终结了以往原地踏步、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念，认为人类的发展导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那么，自然一代要比一代强，否则进步便不可能。青年于是便被赋予了希望，进步的可能性被认为蕴藏在青年的头脑之中。

　　注意，这是个演绎性的逻辑，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是理论上的需要。于是成年人一方面需要将希望寄托于青年，另一方面又放不下对后来者的某种敌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成年人总会倾向于抱怨下一代是垮掉的、不求上进的；反过来，他们在青年的眼中则是保守的、顽冥不化的。

　　但这种矛盾不妨碍接受该观念—青年人会主动生发出责任感、使命感。上世纪80年代的一首老歌是这种观念的鲜明体现：“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

　　再次，在现代的时间观念下，人类也将管理的对象扩展到了未来。从伦理上来说，每一代人都是上一代与下一代的中介，既从先辈手上继承了世界，也在替子孙后代看管世界。未来属于谁呢？长远地说，属于未出生的人；近一点，则属于该时代的青年。青年人如果对现实社会不满，提出自己革命性的主张，可以是在视为伸张自己对世界的所有权。

　　所以，青年是否成为青年，取决于作为世界的实际控制人的成年人。他们生产着造就青年的意识形态，向青年人灌输何谓青年；同时，青年是否会将本能的叛逆发展为革命性的理论和行动，则要看他们是否做到了为下一代负责。

　　分析催生青年的几方面原因，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的内在的矛盾：青年阶段的拉长意味着人在成长中作为上一代的依附者的时间增加，这无疑会压制青年的反叛，与意识形态对青年精神的召唤是冲突的。于是，青年是否有足够的冲动和意志摆脱依附地位，站起来挑战旧观念，除观念塑造之外，还需要从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寻找原因。

　　中国“新青年”

　　青年在中国兴起，是很晚近的事情。学者陈映芳总结说，“在清末中国社会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独立的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我们都知道，清代一直延续到1911年。

　　产业革命在中国迟迟没有发生，当然是青年阶层出现得晚的重要原因。此外，传统文化毫无疑问也压制了青年。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忠孝”，人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无君无父”；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3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虽然子还曰过“后生可畏”，但这里的“后生”是按照“先生”的尺度度量的。

　　青年观念的发生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但不发则已，一发便不可收拾，对青年的推崇在一些人那里被推向了极端，钱玄同就曾提出主张，人过了40就应该死，不死也该枪毙。说这话的时候，钱玄同已经30多了，到了40岁，他当然没死，一群文人就调侃他，鲁迅写诗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40”。

　　为何会有钱玄同的这种激愤？首先是因为国恨家仇，中国沦为被西方列强瓜分的鱼肉，不断地割地赔款，民不聊生。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救亡图存，救亡的责任与希望首要在青年；而中国沦落到那般地步，责任必定在“老人”，在传统。

　　梁启超在1900年所做的《少年中国说》率先把少年与老年这两个意象对立起来，“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唯留恋也，故保守；唯希望也，故进取。唯保守也，故永旧；唯进取也，故日新。”作者唾弃“老大中国”，而期待“少年中国”的出现，“少年中国”的希望则在少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陈独秀1915年为《新青年》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同样热情洋溢地赞美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陈独秀将当时流行的进化论带入了论述，“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这二位都已经有意识地在区分青年的两重含义，呼吁二者的统一。梁启超引用西方谚语，“有3岁之翁，有百岁之童。”陈独秀严词抨击青年的颓废，“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

　　在家国关怀之外，促使青年起来反叛的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压迫。对穷人而言，是没饭吃的问题；对大户人家的子弟，则是所谓的封建礼法，最直接的恐怕是恋爱自由的匮乏。从巴金小说《家》中的3兄弟可以观察到青年崛起中的一些问题，老大觉新属于“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对长辈逆来顺受，因为其生计依托于长辈，虽然对新思想有所同情，但走不出反抗的一步；老三觉慧尚无生活的负担，在新思想的感召下走出家庭，当了大家族制度的批判者；老二觉民介入二者中间，在老三的鼓动下敢于做出一点反对包办婚姻的事来。3兄弟年纪相差不多，但思维差异巨大，反映了当时社会变动的迅速，以及“青年”诞生的突然性。

　　“五四”一代的“新青年”，既是召唤出来的，比如毛泽东年轻时就受到梁任公的极大影响；也是形势催逼出来的，中国在一战中站在了战胜国一方，战后列强却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直接促发了“五四”运动。

　　从爱国主义开始，“新青年”一步步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个史诗般悲壮的历程，其展开有赖于青年的两重含义的有机统一：青年的革命思想和青年的英雄主义作为—战争毕竟是年轻人的事。这里借用金一南将军那句言简意赅的带着沉重的话：那是个年纪轻轻就做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

　　中国的“新青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品：新中国。

　　青年的消逝

　　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叫“新青年”。在国破家亡的关头，在“新青年”浴血疆场之时，张爱玲安居在租界里，喊出了她的“个人主义”的宣言：呵，出名要趁早呀！

　　这简直是先知般的预言。多数当代青年的心声，这位天才作家早就凝练地说出来了。

　　人口世代更替，年轻人是不会消逝的，但文化意义的青年会的。青年消逝是当代的一个突出现象，而且是全球性的，它是随着革命的“短20世纪”结束而出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火红的青春”，80年代的“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的豪情，忽然之间消失不见。一位叫做吴端的青年研究者写过一篇谈论这个现象的文章，题目叫做“寂静的青春”。

　　青年消逝的表现和这种转变发生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理想主义的消退和1992年之后向市场社会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全社会的理想主义潜能，功利主义得以流行。青年的情怀也变成了可以货币化的东西，到市场上去“激情燃烧”了。看看当代的青年偶像，哪一个不是所谓的财富英雄呢？

　　第二是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转向，历史被宣告“终结”。历史既然终结了，对进步的迷信就终结了，青年的使命自然也就终结了。换个方式也可以说，青年的使命从改变现状变为了维持现状，即保护历史演进的最终成果—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不使之被集权主义的毒素所污染。在这个意义上，“保守的”青年才是进步的青年。

　　历史戏剧般地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新青年”们出发前的起点。

　　第三，匮乏时代结束，中国终于迈入了丰裕社会。这一点不可小觑，青年的反叛与现实的压迫程度直接相关，物质的丰富都会消解青年的抗争，或者将他们的抗争局限在不威胁社会的基本体制的范围内。想一想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造反青年，他们做着革命的姿态，本质上却只是为个人生活方式的抗争，他们最著名的口号是，“越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随着革命的退潮，这批造反青年很快就复归保守，融入了中产阶级。

　　当前，即便处于社会食物链底层的打工仔也可以免于饥饿，还可以在电子产品上跟上潮流，哪怕是山寨货—正是在这里，他们吸取到大量的消费主义文化和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消费主义瓦解了底层青年对未来的想象，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出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换取更多的物质享受。

　　第四，阶层结构迅速固化，这种社会形态制造了大批新时代的“觉新”。随着房价的飞涨和生活成本的提高，在出身中产或者更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年轻城市白领中大面积呈现“啃老”现象。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正常的消费，在参加工作后仍然保持着对家庭的依附关系，上一代人毕业后就要开始补贴家庭的情况完全扭转了。我们怎么可能期待这些年轻人会像青年一样思考和行为呢？

　　第五，对青年的教育和对青年的规制混杂在一起，构成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机制发挥着与古代科举制类似的作用，它呼唤青年的理想主义，又把青年的理想主义动能导向对既有利益秩序的稳定和完善。一些看起来有社会关怀的青年满脑子“师爷心态”，原因大体也在于此。

　　在青年消逝的历史阶段，“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也就是曾经激情澎湃的“50后”、“60后”们，在回归保守化的队伍里恰恰是走在最前面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迅速从理想青年蜕变为既得利益者，成为阶层固化的主力军。在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风暴中落马的数百名官员中，绝大部分正是这一代人。这是多么讽刺的“人间喜剧”啊！

　　青年归来？

　　历史好像又走到了一个节点。不均衡的政治经济格局在生产它的批判者，这同样是个全球性的现象。

　　资本全球化注定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拓展积累的场域。从空间向度上，不均衡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并在不发达国家制造出相对更深重的无产化和赤贫化，反抗的程度与压迫的程度成正比，故而埃及青年的反应要比美国青年更激烈；从时间向度上看，不均衡表现为巨大的负债，债务本质上是对后代应享有的财富的侵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理想化的代际关系模式，当对未来的管理变成了对未来的透支，下一代就不能不站出来伸张自己的权利了。

　　中国身处全球化生产关系中，自然不能自外于这些问题。好在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还在可控范围内，横向比较起来不算最糟糕的，未来如何发展要看结构调整的成效。

　　青年现象不仅与代际问题相关，也与阶层问题相关。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但一个食利型的社会结构却在畸形的房地产体制的支撑下建立起来了，规模庞大的城市中上既得利益阶层和他们的孩子们梦想着要稳坐在城市化的后来者，也就是“80后”、“90后”乃至成长中的“00后”的稚嫩肩膀之上。问题是，他们承受得住吗？他们愿意承受吗？

　　既得利益阶层把自己的孩子变成“觉新”，在改革中受损的阶层的孩子就难免要变成“鲁大海”（曹禺戏剧《雷雨》中的人物，进步的煤矿工人）。

　　大学拼命扩招，产业结构的调整却没有跟上，这个矛盾已经在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现象中得到了凸显。有限的好的工作机会被垄断—这是阶层固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越来越多来自社会下层的大学生要接受“哪来的回哪去”的结果。已经出现了知识青年不得不走到社会下层跟工农结合的趋势了，或者说出现了工农知识化的趋势了。真正的批判性不是课堂上教会的，而是生活教会的。

　　青年富有理想，社会就有进步；青年敢于创造，民族就有希望。

　　归来兮，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