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外戚、权阉、权臣以及地方割据,都会对皇帝专制制度的核心——君权——造成威胁,这些不合程序的分权甚至夺权,都会影响到君权的正常行使,也会影响到帝国的正常运作,最后导致政治危机乃至社会动乱。
后汉帝国,外戚之患始终不断;阉宦之患为后世形形色色的宦官当政弄权开创了先河;来自宗室内部的危害,在春秋战国时代较为严重,历史教训很深刻,所以汉代对此防范较深,但宗室作为一种势力,始终没有退出权力斗争的舞台;到了后汉之末,地方割据势力因社会危机(黄巾起义)而膨胀,进而将势力扩张到中央,形成了不受君权约束的权臣,权臣对君权的危害是颠覆性的,那就是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站在后汉帝国皇帝哥哥的立场上,这种危机都是自己一步一步、一天一天造成的,政治黑暗造成了社会动乱,而此起彼伏的民变,客观上催生了地方势力的成长。我一直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就是社会治乱是由一种能量决定的,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这种负能量应该是可以量化的,社会动乱是动乱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种负能量积累和方式和程度,决定动乱的方式和程度。
像绿林、黄巾这样遍地星火、但组织化程度比较差的动乱,地方势力就有机会收拾局面,并恢复秩序和权威。秦帝国既没有分封,郡县的权威也没有有效建立,所以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全国糜烂,而王莽时期和后汉黄巾时期,地方势力却能够有意识地保境安民,维护辖区的治安,这就为全国秩序的比较快地恢复(不用等待动乱能量释放殆尽)创造了条件。
从实际情况看,黄巾之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汉帝国的统治,黄巾领袖张角在起义当年就一命呜呼了,他没有来得及像黄巢、李自成那样建立自己的政权,只是给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造成了地方势力养匪自重的局面。张角对后来的割据势力来说,就是雷锋啊。
后汉的地方势力,究其重要的,多为“中央下放”的,宗室方面有刘焉刘璋父子(益州)、刘表(荆襄)、刘虞(幽州)等,还有后来冒充宗室的刘备同学,朝廷官员(官宦子弟)有袁绍、袁术、曹操、孙坚等。
宗室刘虞在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做了幽州牧,接着在朝廷官拜太尉和大司马,应该是宗室中人望最高的,在非常时期,朝廷顾不上猜忌,起用宗室为三公,并执掌兵权,应该是对外戚、权阉当权的一种拨乱反正,对当时的政治不无裨益,但是,刘虞因各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到洛阳履职。
在董卓废立之后,袁绍、韩遂还一度想立刘虞为帝,这事后来遭到刘虞本人的坚决拒绝,同时袁术、曹操也从不同利益角度考虑,不赞成此事,如果关东诸侯当时能够统一认识立刘虞为帝,与董卓所立的献帝刘协分庭抗礼,大汉江山、刘氏帝脉或许还能延续也未可知,有没有后来的三国也就另当别论了。
《三国演义》对刘虞的描述不多,对这个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也没有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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