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四百年,官员选拔靠的是举荐制度。这个制度世界各国今天仍然还用,不过是和其它制度如选举、资格考试等制度配合使用,尽量发挥其利消减其弊。官员举荐官员,固然能推荐出贤良之才,但是视野必竟有限,不能尽括天下人才,另外,既然荐贤既是各级官员的职责,那推荐谁不推荐谁,在没有考察制度或有这样的制度却因纲纪松弛制度无效时,私下交易就会堂而皇之地存在,所谓“世受国恩”的官员就会越来越多,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就是举荐制弊端的堆积效应。举荐渐渐等于世袭,这是后汉末重要的政治特色,也是正版的中国特色。
在世宦家族扩张他们的势力的同时,当时宦官作为新贵力量,也大量推荐他们的兄弟子侄出任官员,这些更没有认证资格的人员“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官场只能更黑暗,腐败也会更严重。但是,事情总在两面,这些不是出生在世代公卿家庭的新生力量,因为他们出身民间,接着地气,也会蹦出若干个有干才的人来。曹操的出身在当时的主流看来,正是所谓“赘阉遗丑”(陈琳代袁绍拟《讨曹操檄》),是标准的宦党人士,曹操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是中常侍曹腾的干儿子,曹操自然是宦官的干孙子。
曹操年轻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最有名的故事是假装羊羔疯骗过了他父亲、“陷害”了他叔叔,所谓机警权变,多源自市井的狡黠,市井出痞子,痞子出英雄,以曹操为代表的痞子流氓战胜了袁绍为代表的贵族精英,这是三国上半部的最大看点。
曹操干爷爷曹腾,侍候过四位皇帝,被封为费亭侯,官拜大长秋,俸禄仅在丞相、太尉之下,在宦官里边,也算是位极人臣的元老了。老爸曹嵩袭侯爵,官职做到了太尉,不过是花钱捐的。虽然有祖、父的荫庇,但是曹操想要出人头地,还需要属于自己的名声,有了名声,才好让父辈的朋友引荐做官,所以,汉魏六朝之际,品评时俊,月旦人物,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政治需要。
这种点评包装人物的专业活儿,被一家姓许的哥俩包了,许靖、许劭这哥俩就和《时代》卖封面人物、福布斯卖财富排名一样,每月发布“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和“最有潜力的年轻干部”,为乱七八糟腐败不堪的干部举荐制度打了支吗啡。
曹操这样的有为青年,对能上许氏《月旦》封面是满怀期待,他当面缠着许邵问:“我何如人?”许邵打心眼里看不上曹操,不要为他宣传做广告,曹操干脆把绑架了,老许实在没办法,,终于发表了评语,许劭是这样评价曹操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治世之能臣”是虚晃一枪,因为当时不是治世,而是标准的乱世,所以“乱世之奸雄”才是定评。
唯奸雄能适应乱世,唯奸雄能驾驭乱世,这是中国的历史经验。奸者,道德失范也,不按规则出牌,不按规矩做事,生存第一位,利益在首位,廉耻良心大幅贬值大甩卖,中国每转入乱世就是如此,谁认识到这一点,谁就能雄起,非奸不雄,无雄不奸,治世有仁义道德遮着,到了乱世,遮羞布一扯开,赤裸裸的就是这些东西,虽然丑陋,但却真实。
得到“乱世之奸雄”的评语,曹操大喜。毛宗岗说曹操“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曹操要的是知名度,美誉度先不着急,这和现在许多商家一样,只要能出名,哪怕链接上丑闻,心下也是喜滋滋快乐无边。
《三国演义》以桃园结义起,讲的是忠,说的是义,《资治通鉴》说到三国,先拎出曹操说话,讲的是奸,说的是雄,小说家和史家着眼不同,这里算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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