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靠近小学校的社区，多多少少都有所谓“黑午托”。连梅林一村这样的“公务员小区”，据媒体报道是每栋都有午托班。社会办午托是有规章、有标准，是要审批的，而且是要查处的，但是和中国很多无证经营的事儿一样，“黑午托”一直被查处，从来没断绝。为什么？因为午托是刚需。

这个刚需是学校和教育当局制造的，我居住的小区旁边就有一所小学，中午放学的时候，学校要把孩子们全部清出来，校园里面静悄悄，直到下午上学的前十来分钟，学校才打开大门，如果有来得早一点的孩子，只好在自己的学校门外等候，校门俨然衙门矣，警卫森严好气派。学校不仅不为无法回家的孩子提供午餐，连停留都不允许，这些孩子说来真是可怜，将来连一个爬在课桌上午睡的记忆都没有。学校当局内心本戚戚，借口坦荡荡：现在的孩子多金贵呀，这段时间万一出了事，俺们负不起责任。

出事概率有多大？责任该怎么负？这些问题咱先放在一边，我们且看上面的政府有关部门是怎么应对的？他们的努力方向不是把方便留给孩子和家长，把任务和难题留给学校，而是把方便和安静留给了学校，把问题和困难甩给了社会。学校门一关锁一落安逸得很，苦逼的家长和可怜的孩子就得找午托了，刚需就是这么硬生生创造出来的。

学校中午为孩子提供午餐，当然就会有一系列的责任和麻烦，但是家长从来不可能要求学校尽义务啊，他们是愿意付费的，找遍全世界都没有比中国家长更愿意给孩子掏钱的了，有需求，家长愿意花钱，这就能调集社会各种资源满足孩子午餐的需要。在网络上看到，在日本的小学校里，校长、教师和孩子们是一起用餐的，日本的校长和教师为什么不推卸教育者的责任，愿意和孩子共享课堂教学以外的时光呢？一个躲避责任的学校怎么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一个缺乏爱护的学校怎么教育孩子有爱？

好了，学校不管孩子没责任，社会自洽地出来照顾孩子，马上就遇到“有责任”的管理了，政府部门一旦有了审批颁证的权力，查处起所谓无证经营来就格外起劲，非常嗨皮。我们必须设定经营午托班的人是愿意有所谓资质的，但是在深圳，在学校周围让孩子不穿过马路很方便到达的、且符合有关部门制订的建筑物是极少的，比如规定里有一条是房间必须有两个出入口，满足火灾时能迅速撤离的要求，这样的房子在一般小区里不好找啊，是稀缺资源啊。我们很多的规定和标准从字面上看起来，不可谓不高不严，但是正因为太高太严，搞得很多人花很多努力都达不到，大家就习惯“无证经营”了，而家长们也愿意把自己的命根子交给这些无证经营“黑午托”，这里面责任心的颠来倒去，细想一下真是诡异。（首发今天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