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内的毛泽东同志坐像

    锐圆生于1963年，记事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

文革一开始是“破四旧立四新”，砸旧东西。我父母都是山西省委党校的干部，我们家住在党校的家属院，党校没有“四旧”，但是有旧人，党校的教员、职工、包括卫生科的大夫里，不少是阎锡山的旧部，卫生科的康医生被押上两个板凳摞起来的“高台”上，戴着高高纸帽子，胸前还挂着牌子，那牌子是木头的小黑板，用一细铁丝挂在康医生的脖子上，后来可能是有人感觉喊口号不过瘾，从卫生科收集好多痰盂里的脏水，浇在了康医生的头上。当时我不到三岁，但一这一幕深深刻在记忆里。

接下来是红卫兵大串连，小学六年级的哥哥和年纪更大一些表哥从太原去了北京，当时坐火车不要钱，哥哥回来买到很多印有毛主席诗词手迹的海绵，薄薄的，上面别着他收集来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刚开始流行，非常稀罕，我记得是在过生日的时候（应该是1967年1月），我哥才给了我一枚，只让戴一天。

党校的主楼上经常播放革命歌曲，“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学龄前的我当时记下了很多，不懂，但绝对是在红色海洋里薰陶着。

那时候单位每周都要演电影，党校每次都是演的《南征北战》，大人们都不看，只有小孩们一次不拉，上面的台词都有背下来。当时演故事片前面要加演新闻记录片，有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后来有九大的纪录片（69年了），毛主席出现时，都要有隆重的交响乐东方红伴奏，毛主席挥着手，下面人山人海，有节奏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在我们这一代人心智当中，就是神。

1970年夏，山西省委党校整体解散下放，我父亲被下放到中阳县。下放前，那时我已经过七周岁了，但还没有上学。本来应该69年秋入学，都已经报了名了，但是那年秋天，我父亲在石家庄的学习班，我母亲退休后担任街道会的支书，被进驻党校的军宣队认为是街道家属院里最大的走资派，组织家属们天天开批斗会。我那年秋天就到柳林县的舅舅家去了。要到偏僻的农村生活了，母亲买了包括理发推剪等用品，我哥带我到新华书店买小人书，70年还没有大混乱中恢复过来，所有印刷厂只印红宝书，没有什么小人书，只有一本把各种新闻报道编成的没有故事情节的小画书，书名是《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非洲有个孩子叫奥巴马（忘记了，借用一下），他有三个愿望，一是能有一枚毛主席像章，二是能有一本《毛主席语录》，第三就是能到北京来，亲眼看一眼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则故事的画面是这样的，左上方是毛主席闪着金光的头像，下边是一个黑人小男孩，双手举向毛主席，一副虔诚热爱的样子。巧得很，我上小学以后，居然有一篇课文就是这个故事。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从小我一直认为总有一天我是能见到他的，非洲小朋友的三个愿望我已经有两个满足了，我们离毛主席最近，我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

现在朝鲜的大人小孩拉着金正恩的胳膊就哭得稀里花拉，我都淡淡一笑，我理解那些人：那是幸福到极点才流的眼泪，我想我小时候如果能见到毛主席，一定会和他们一样，会比他们更激动。

这些年，我的一些同学和年纪差不多的朋友，有信佛的有信基督的，我都当面笑他们扯，我认为信仰，尤其是对神的信仰，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笼罩在那种气场下，一定会坚信不疑，为祂流泪为祂流血都没问题。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装的系统后来崩溃了，自动产生了一个免疫系统，再换别的，再崇高都感觉是盗版，都保持着受过愚弄以后清醒过来的警觉。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的话儿句句听；

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要当工农兵。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

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接班人！

歌曲的音调都找不全了，毛主席也已经逝去37年了，他的红卫兵已经是退休一代了，他的红小兵也到了知天命的岁数了

理想、真理、信念、信仰……这些东西已经离我们很远了，

虽然我们也不想过低俗庸俗媚俗的生活，但是如果非要让我们热爱，除了家人，我们只会爱人民币，这个相对来还比较实际，比较实在，比较靠谱，对诺言有兑现的诚意，其他的，我都习惯报以冷眼。

整个八十年代，毛主席是缺席的。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被郑重地、再次明确地必须继续挂着，这是邓小平再会见意大利著名的女记者法拉奇时表达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是一枚硬币，毛泽东是一面，邓小平是另一面。邓小平是最深刻最有远见的现实主义者，他真心是让人民富裕，他知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是他们那代人的理想的话，他幻灭不幻灭我们不知道，理想是什么已经说不清了，“不是”是什么还能说得清。

毛泽东折腾来折腾去，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红色江山永不褪色，邓小平对红色的纯度没有坚持，但对江山却咬定不松。邓小平留给他的继承者最清晰的只有一句话：“坚持党的领导”。

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毛泽东热。在通俗文学的热潮中，毛泽东貌似走下了神坛，但实际上毛泽东慢慢地变成一个概念，这些年拥护毛泽东的和反对毛泽东的，他们认知里的毛泽东好像不是一个人。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我几乎读遍所有能见到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箱和文章，和更年轻的朋友聊起毛泽东来，总是口若悬河兴致勃勃，我说不清楚毛泽东在我心中是神是人，有人谩骂他，作为红小兵的我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是看到有人又要捧他到天上，直觉告诉我这绝对是别有用心。

如果说从九十年代开始，毛泽东还只是民间的世俗神，他的像和观音像都可以挂在驾驶楼保佑老百姓，这一切都只是文化的存在和是历史的存在，那么，自从重庆唱红打黑以后，毛泽东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老人家已经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存在。

毛泽东的回归不是因为毛泽东，是因为中国的当下出了问题。

评价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在学界已经是一种政治分野，在民间已经可以引发老拳相向，中央发的正式文件里，在提到指导思想时，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之前有没有前缀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会引发无穷的联想。

在邓小平时代，把毛主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

昨天，我在一则新闻里看到，我的母校山西大学的学生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在山大老主楼前的毛主席塑像前集会了。

诞辰120周年是个大日子，但毛泽东今天再上大大小小官方民间各类媒体的头条，不是因为今年恰好是120这个整数。

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内的毛泽东同志遗体

毛泽东时代过于意识形态化了，所以接下来的三十多年反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中国虽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绝对是一个大问题。

习大大和薄熙来都是50后，他们受毛主席的影响可能比他们的父辈更甚，这种影响是文化性的，是一个人生活成长的大背景，对于习仲勋、薄一波来说，毛泽东是领导，是同事，最多是凛然不可冒犯的领袖，但对下一代来说，毛泽东是神。

都明白中国面临的问题的困难，都想整合意识形态。

毛泽东是再生的资源还是没有抵偿的负资产，毛泽东要不要从天安门城楼上走下来，再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再回到老百姓的生活中，这可能已经不是判断题了，已经是选择题了。

把硬币上毛泽东的那一面翻起来，再让他闪金光，中国的问题能解决了吗？

如果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簇拥在毛主席的塑像前，他老人家的阴影会把谁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