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河东 30年河西 30年个人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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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了，各种纪念活动渐渐多了起来。这30年中国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值得纪念一番。

官方的纪念活动可能会在12月达到高潮，根据一贯以来的官方说法，“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的，其实，如果要真正地按照共产党推崇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个时间点应该是1976年的10月，9月毛泽东去世，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新时代的发轫。1976年到1978年的两年间，是大转折、大变革的两年，是结束旧时代，开辟新时代的两年，这两年不包括到“改革开放”中来，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向后人解释的。把这两年屏蔽掉或置之不理，甚至泼上脏水，尴尬在摆在那里，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改革开放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旗帜，但是对这两年却没有做到实事求是，这说明，要做到实事求是是多么艰难！

但是，我这里还得随俗，讲一讲“30年”吧。

1978年12月，我是在山西吕梁地委招待所吃晚饭的时候，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三中全会公报的。当时我在吕梁贺昌中学读高一，当时正好在举办全省的中学生语文竞赛。说实话，对于三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这个中学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它的宏大意义也是后来才逐步认识到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招待所的伙食不错，四菜一汤，白面馒头，我们10人一桌，服务等坐齐后，收掉每个人的饭票，炒菜和馒头就流水般端上来。我印象中，好象只有几分钟，我们就吃完了。饭菜份量很足，很好吃，但是我们像猪一样，吃起来哗哗地，几分钟以后就盘盘见底——那个时候，大家肚子里都亏着。

有关“改革开放”的记忆，有两件事：

一件就是我刚才说的语文竞赛。1978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我们贺中在预赛中，出的作文题就是《读<扬眉剑出鞘>》。当时也是海选，学校让高一高二的学生都参加，当时还没有高三。我在作文里回忆到在1976年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时候的愤怒，反思自己为什么容易被四人帮掌控的舆论所迷惑，最后表示要紧跟华主席云云。呵呵，几百字的作文大概就是这么写的。没想到，我在本校的预赛中竟然夺了个第一，呵呵。我记得，当时吕梁地区话剧团移植了话剧《于无声处》，我们语文竞赛中获得名次的同学都被特别安排观看了第一场演出。那应该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剧场看话剧。

第二件是在地区礼堂听了一次录音报告，报告人是女声，这场报告是中国农业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农业回来所做的，我记得礼堂基本坐满了，大家面对着拉着幕布的主席台，听着录音。这个报告把美国现代的农业吹得挺牛。我只记得，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30个城市人，还有就是说美国的服务很好，农民拖拉机坏了，工厂会用飞机送零件，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当时的感觉是振聋发聩：第一，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完全正面甚至是歌颂式的报告美国；第二，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连农民都过着现代化的生活。

先写到这儿吧。有兴致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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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的改革开放只中，1978年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正的唯一标准》具有极高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这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中学生来说，当时根本不知道这篇文章，包括家长、老师也都不曾说到这篇文章。我们知道这篇文章重要，是在以后政治课和高考中被强化的，现在似乎这篇文章意义很大，近乎神圣了。

这篇文章，表面上是让哲学课，其实里是针对华国锋的一次讲话而有专指的，是政治斗争，是一种“微言大义”。反对“两个凡是”，似乎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问题，意义大的不得了，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挑人话柄的文字也是文革遗毒，相信这篇文章中的微言大义只有北京少数人才能领会。

“两个凡是”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能扣在谁头上不知道，估计只能扣在江青头上，反正扣在华国锋头上不合适。华国锋粉碎四人帮、解放老邓、给老干部平反、否定插队恢复高考，提出“抓纲治国”的政治纲领，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这些事他怎么能做？这都是违反“两个凡是”的。后来，有人诟病“抓纲治国”，说华国锋依然抱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只要是当时过来的人，都知道“抓纲”指的是批判清算四人帮，“治国”就是恢复经济搞建设。就算“抓纲”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试想一下，毛主席刚去世才一两年，毛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崇高，毛主席生前天天念叨“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华国锋一上台就推翻毛的公开主张，岂不是犯病吗？邓小平讲“永不翻案”是斗争策略，是违心的，华国锋讲“抓纲治国”以“抓纲”掩护“治国”，怎么就成了玩冥不化的“两个凡是”？华国锋就不能讲点政治政略，用旧的口号作幌子推行自己的新政？

对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华国锋没有语言，但有行动。这是历史，改不了的！对毛泽东始终表示尊重，父有过子改之，这是华国锋为人厚道之处。不像有些人，对毛主席心里恨，却为了自己的利益仍然扛着毛泽东的大旗，美其名曰“不彻底否定”“一分为二”。推倒毛泽东，共产党就会失去自己的法统，华国锋真心在维护毛泽东的形象，站在共产党自己的利益上来说，是绝对正确的。

要说反对“两个凡是”，毛泽东本人就反对过了，毛泽东就嘲笑过“一句顶一万句”，当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文革这样搞法是不对的，大家都有默契，把罪责让林彪、四人帮背上，共产党内部不要再斗争了，好好领导人民奔四化，华国锋也没有必要搞什么“两个凡是”。周恩来在1975年提出要建设四个现代化，已经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挤，连林立果都知道“知青下乡是变相失业。”当时的情形，不管谁主政，都会停止文革这种做法。

说来说去，“两个凡是”是让华国锋非程序下台的一个非戴不可帽子。

邓小平推动了改革开放，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也许邓小平比华国锋更有水平和能力，但是，把华国锋置于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是不符合共产党一贯公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的。

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开幕讲话，从1977年底恢复高考，中国已经沉浸在春天的气息里了。“科学的春天”成为那个时期的主旋律。当时，传阅最广的文章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家常里短谈论最多的是少年大学生，最难买到的书是上海出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国人民根本没有感觉到还有“两个凡是”的存在。

要是从社会心理说起来，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人人对未来都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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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近十几年，影响公众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经济学家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余年，这个角色是由诗人和作家来扮演的。

我个人的记忆，是作家带领社会反思过去，思考未来。

1977年10月（如果没记错的话），《人民文学》刊登了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读完这篇小说我就有头皮麻麻的震撼感，因为里面的人物，特别是那个好学生谢惠敏，似乎有自己影子。刘心武后来又接着写了《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爱情的位置》是在1978年10月（也是没有记错的话）复刊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与刘心武后来齐名的，是卢新华，他写了《伤痕》，《伤痕》我是在后来才找来看的，印象一般，但是“伤痕文学”就此诞生了。“伤痕文学”引导人民开始反思“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小说振聋发聩的同时，纪实性作品也非常抢眼，如陶斯亮的《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这篇作品，被我们的语文老师油印出来，当课文来讲，而且讲了好几堂课，我在贺昌中学高一的语文叫张良田，张老师是东北人，解放前进入国军的电台做编辑，有了历史问题，后来发配到山西吕梁。张老师和他的爱人段老师（另一个高一年级高60班的语文老师）精心准备了教案，让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张老师略带东北口音的朗读，他可能把自己几十年的悲凉也溶进去了，同学们都是含着眼泪上课。还有一部作品也深深打动了我，那就是景希珍的《在彭总身边》，我是在电台里听完这部作品的，用声音再创作这部作品的是齐越，他那种压抑着情感的声音，感动着整个中国。

受到文革祸害的几乎在中国每个阶层都有，齐越的声音是那些受迫害受损害的中国人十多年情绪的象征，大家控诉着，倾诉着……从一开始，这种对文革的批判本身都带有文革的印迹，大家先是批判抽象的“反革命路线”，在这些作品中，伤害好人的，是四人帮的瓜牙以及他们本人，后为，有的作品涉及到四人帮的后面。邓小平及时地把毛泽东做了切割，一个是犯了错误的毛泽东，一个是伟大的毛泽东。再后为，反思肯定会触及到党和国家的制度，凡是可能被联想到这个层面的，后来都是“精神污染”。

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在当时是一部公认的深刻的作品。现在看来，这部作品其实很文革腔，是一部“舆论审判”的作品，报告文学在当时有确定大是大非的功用，这是现在不好理解的，前几天看到网上说《报告文学》杂志发软文赚钱，真是愰若隔日。台湾法律有“三审定谳”，在当时主流刊物上的报告文学，可以一篇定谳。《人妖之间》为刘宾雁赢利了巨大的声誉。

刘宾雁、王蒙等一批文革前就发表过作品的右派作家，很大成为那上时期的主流。刘心武在《班主任》之后，虽然有《立交桥》、《5.19长镜头》等作品，但越来越觉得他底气不够了。他就象许海峰一样，历史让他夺取了第一块金牌。

反思文革的作品，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当时，文学刊物十分火爆，中央级的有《人民文学》、《诗刊》，各省甚至各市都有《XX文学》，后来又有了比较厚的大型文学刊物，当时叫大名旦：《十月》、《收获》、《当代》、《花城》，这些杂志的创刊号和头几年的全套，至今还在太原老家。

文学不仅引领我们反思过去，也指导现在的生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作品，都非常轰动，那时没有企业家，只有国营的厂长经理，他们都是看着小说来改革的。蒋子龙还写了一部以天津大邱庄禹作敏为原型的小说，好象叫《燕赵悲歌》，禹作敏后来倒了，不知道蒋子龙现在还好不好意思说起这部作品，我印象中这部作品以及他的主人公都很悲怆。

八十年代初，诗人后来是非常棒的杂文家邵燕祥在《诗刊》发表了一首几乎是口号诗，标题就是一句口号，也更像一个有点诗意的工程立项报告——《中国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那时候就是这样，诗人在关心国民经济，用诗歌影响国家的基础建设。

文学作品引领中国的八十年代。到《河殇》为止，报告文学式的宏大叙事算是或了个句点；到《渴望》为止，中国老百姓对文化大革命做了最后的文学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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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以后，中日关系发展很快。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其实，在那个时候，不存在脱离官方立场的民间立场，老百姓不管大事小事，内事外事，都是“紧跟党中央”的，这种“紧跟”，有真心的成份，也有习惯的成份，当时，民间基本上没有独立的思想，文革愚民政策应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巨大的。这里面有日本主动贡献的一方面，也有客观上对中国影响的一方面。现在，有个故事，在很多部电视片都有反映：邓小平访日，在日产汽车参观生产线，看到几分钟就生产一辆汽车，邓由衷感慨：这才是现代化！当时中国生产上海牌轿车年产量是1000台，根本没法用分钟就算，甚至小时都不行，而是以天来计算。

民间虽然没有思想，但是有记忆。关于中日关系那个时候的记忆，中国老百姓还是很深的。对中国人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日本电影《追捕》。杜丘（高仓健饰），真由美（中野良子饰），是那时绝对的偶像，尽管大家还不用偶象这个词。

《追捕》里的硬派老生（叫小生似乎也不合适）高仓健，在当时影响了中国对男人的审美取向，原来男人还可以这样，或者说还有这样的男人，这不仅影响到中国电影后来的创作，也影响到民间的找对象标准。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冲杀杀，中国男人却没有整体上留下“硬汉”的风格印记？中国的美男子一般来说是王心刚那样的，唐国强在王心刚的基础上又柔了一点，所以被嘲弄为“奶油小生”。有了高仓健，这种对比更强烈了。这种对男人形象的公共讨论和对标准美男子的公共的重新塑造，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记得好象是《归心似箭》之后，赵尔康饰演的男主角，才好象给中国男人扳回一分。但是不论是赵尔康还是老井里的张艺谋，中国好象一直没有找到像高仓健那样又硬又酷的男人。

饰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在多年以后回忆，她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远比日本要强烈得多。这个单眼皮的女人并不是从形象上影响到当时的社会心理，而是性格，敢爱的性格。当真由美和杜丘同骑在一匹马上，在优美得无法形容的电子音乐的伴奏下，说出“我喜欢你！”的时候，中国的男男女女，都受到感染。我相信这句话的原义是“我爱你！”，可能是在译制时“中国化”成“我喜欢你！”，饶是如此，也拔动中国年轻人的心。这种赤祼祼的表达，尤其是女的对男的这么表达，中国人自己已经革命革得不会了。

《追捕》中都市的场景，富足的农场，私人飞机，以及服装，发型……，都在强烈地释放出现代化的信息，影响着中国八十年代。

西方的电影（日本也算吧）要说起来，确实是有“精神污染”的。《追捕》里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最后，检察官杜丘和警官矢村（他的大鬓角在中国城市得到彻底的流行）来到了药厂老板的办公室，杜丘在历数这个黑心老板的罪恶后，开枪打死了他。——在中国电影里，好人开枪打死坏人是天经地义的，李向阳、杨子荣……都是这么干的——但是，电影里的日本不可以。当听到枪声的警员们冲进来的时候，警官矢村从杜丘手里抢过枪，高声地声明，“正当防卫”。

现在，我们知道，警察也是不能随便开枪的，检察官就更不可以了，在当时的景况下，杜丘连“正当防卫”都不可以。这个细节当时我没有看懂，后来问老哥，他才说明检察官杜丘这样做是犯法的。

好人打死坏人是犯法的？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疑惑。

应该说，是美国、日本、香港的电影，特别是警匪片、法庭辩论片、律师群体诉讼片……向中国人民普及了现代法律。最近的黄静诉华硕案，很难说她没有受到《永不妥协》（大嘴罗拔丝主演）的影响。

继《追捕》之后，另一部印象至深的电影是《望乡》。尽管媒体上和老师反复在讲，这是揭露日本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罪恶的电影，是反面教材，但是这部电影题材的特殊性，却是大家趋之若骛的主要原因。

从电影、电视剧（《排球女将》、《血疑》等）再到动画片（太多了…………），日本首先代表西方向中国进行了现代化的世俗文化的启蒙。

那是中日两国最亲密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