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企外迁是个伪问题深圳丧失先锋性是个真问题

深企外迁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南方都市报》忧心忡忡，报道了不少企业，说他们在深圳呆得不爽，于是，他们到惠州、到东莞、到祖国更低成本的地方去，这是好事啊，这不就是全球化产业漂移在深圳的缩小版吗？什么时候什么耐克、富士康把工厂设到我的老家山西吕梁山上，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完成，可喜可贺，可口可乐！杞人忧天，南都忧深，呵呵，精神高尚。

深圳的媒体对南都“唱衰深圳”奋起反击，大家都是玩新闻的，都知道要拿事实说话，南都用N个企业的事实说深圳不好呆，深媒也用N多数据说明深企呆得很爽，这种口水仗其实很无聊，用个极端的比喻，呆在火葬场，看到的都是死人；跑到妇产院，看到都是新生儿。有企业离开深圳，有企业来到深圳，数字的一时增减能说明什么呢？

不过，深圳媒体急于护主的心态很可能让自己显得浅薄，我们面对自己熟悉的人死了，会思考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会更加珍惜活着的人，更加倍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正是南都“唱衰深圳”更深的用意，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有人用悲悯的情怀希望你珍惜保重，你回敬人家是“老子活得很健康”，如果“深企外迁”成了要不要捍卫深圳面子的争吵，那确实是殊无必要，所以我说，深企外迁是个伪问题。

与其讨论一些企业为什么要离开深圳、逃避深圳甚至是恨别深圳，还不如讨论当初我们大家为什么要来深圳？为什么要投奔深圳？为什么对深圳痴痴着迷？

深圳是个什么城市？我的理解，深圳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像延安之于中国革命，其地位和价值都是唯一的，其他城市难以替代，这是深圳的魂。比GDP，比深圳多的城市有，具备超越深圳潜质的城市更多，比有多少家世界500强落户本埠，深圳也不是中国第一，上海就比你牛。深圳独特的魅力在于她得风气之先，在上海为自己是穷家老大自怨自艾的时候，在北京的机关大院和胡同里都散发着傲慢和散慢的气息时，深圳已经从缰化体制中活脱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那就是“搞活”，深圳就是第一个“搞活”的地方，公平、效率、自由，成为深圳高扬的旗帜——大家都是移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已经不好使了，也不屑于再依赖这些了，大家凭借的是自己的奋斗精神，要圆的是自己的梦想；深圳提出了当时骇人听闻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更是中国最自由的地方，不论创业还是个性的生活方式，在深圳都得到了支持和宽容。

今天呢？这些东西似乎都还在，但是，深圳已经不是专利地拥有这些要素了，公平、效率、自由这些曾经是深圳先锋性的核心元素，正在全国普及，已经逐步地广泛存在，如果站在生意的角度，仅仅是因为成本，离开深圳与否只是个别企业的个别选择，不应该成为公共话题。既然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看到香港、台湾都在产业升级，而深圳又曾受惠于这种升级，那么深圳仅仅是产业升级而造成企业外迁，有什么值得大家扯开喉咙如此这般呢？

南都也许是借深企外迁这杯酒，浇久藏于深圳人心头的一大块垒，那就是深圳正当丧失或已经丧失她自诞生以来天命注定的先锋性。

当初感召我们的东西，正在模糊；我们心中一直的渴望，深圳似乎并不打算兑现。

每当路过市民广场，看着体量庞大的官方建筑，深圳人不能不问“小政府、大社会”的承诺还有效吗？前些时候，我看到一群工人在翻修马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原来只是把原来混凝土的马路牙子换成了漂亮高档的花岗岩。深圳的房价高企，其本质是向深圳的市民变相再收税一次，而且是高额的税。一边是无所不在的奢糜，一边是劳工权益不断地受到粗暴对待，套用一段广告词：这是深圳的豪华面，这是深圳的冷酷面。

深圳的魅力在于她的先锋性，这是深圳的使命，这是深圳的唯一性，这是深圳的品牌，深圳的骄傲，也是深圳吸引一茬一茬年轻人的原因。当自由、效率在深圳被证明是正确的并普及到全中国的时候，深圳的新使命是什么？深圳的先锋性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从总书记的政治报告中找到答案，这就是：公正、法制、民主。

深圳能不能让没有深圳户口的深圳人享受到同样的公共福利？深圳的工人能不能不堵马路，不爬高压电杆，不抢走劳动仲裁机构的牌子，而是通过工会这样的“国际惯例”来解决自己的切身利益？深圳能不能公开竞选人民代表，让他们去质询为什么要把马路牙子换成豪华石材？

深圳有座山，山上有座雕像，雕像是一位老人，但是这位老既不是站着，更不是坐着，而是迈着大步前行，我们要感谢艺术家们这样寓意深刻的创作，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深圳人都领悟到了这一并不难解的含义。这位老人可以说是深圳的父亲，“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是父亲的遗嘱，深圳，你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