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跑得究竟如何——统计数据表象背后

　　如果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统计数据也可以用来粉饰业绩。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也一样。不过，无论如何粉饰，都经不起推敲。一旦不真实，是可以被发现的，因为数据之间存在彼此的勾稽关系。

　　鉴于最近大家对中国经济是否见底争议颇大，笔者不妨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深度剖析来揭示GDP背后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2015年GDP增速只有5%吗

　　不少很资深的国内经济学家，也对GDP数据产生怀疑，认为去年6.9%的GDP增速是虚假的。海外的舆论更是对中国的GDP提出质疑，或许是因为2015年进口额下降了13.2%，表明内需大幅下降。

　　不过，GDP所覆盖的经济指标实在太广了，不能仅就一两项指标来“略见一斑”。但统计部门需要反思的是，为何大家总不相信统计数据。不过，本人认为，仅就GDP这一个数据而言还是比较接近现实的。

　　仍以中国进口贸易为例，之所以进口额大幅下降，与中国进口商品的结构有关。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故进口的多以大宗商品为主，如铁矿石、原油等，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在2015年下降幅度甚至超过20%，即便进口量没有下降，价格因素也会导致进口额的大幅下降。

　　目前，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消费市场份额：水泥、猪肉、镍、煤炭、钢铁、铝、铜、铅都超过40%，因此，如果只统计第一、第二产业的GDP，则中国的GDP也明显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老大。

　　中美之间的GDP差距实际是在第三产业，中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在2015年首次超过50%，但美国却要占到80%左右。

　　因此，大家在评估中国GDP增速的时候，往往只关注实体经济的状况，如企业的盈利状况，包括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这也不奇怪，术业有专攻，经济学家们不太研究众多统计数据之间的关系和结构。

　　如果只统计第一、第二产业GDP之和的增速，按我的估算，中国2015年的GDP增速为5.6%，确实与大家的判断比较接近。

　　但大家的习惯总是不全面去看数据，如2015年M2的增速是13.3%，比2014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但GDP增速却比2014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

　　没有人质疑M2的真实性吧，M2也多多少少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中国的M2是美国的两倍，但经济规模却只有美国的60%，明显不相称。如果在M2如此庞大的基础上，经济规模还要缩减，那么，大家是否又要质疑GDP被低估了呢?

　　的确，金融不创造“价值”，但创造GDP。2015年金融业的GDP增速达到15.9%，这主要是靠股市活跃的交易所做的贡献，当然，如果没有银行业予以资金的支持，信托、保险业的积极参与，证券业自身也不可能有那么大能量。

　　2015年A股的交易金额竟然要占全球股市交易金额三分之一以上，使得第三产业的GDP增速达到8.3%。如果刨去股市对GDP的贡献，那么，去年名义GDP增速估计要破6了。

　　小结一下：中国目前及今后的经济亮点是在服务业，但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制造业。政府为了稳增长，所投放的巨额货币，脱实向虚，或多或少地创造一定的GDP增量。

　　实际上，大家更应该关注稳增长的负面效应，而不是质疑GDP的真实性——都已经花那么大代价去稳增长了。

　　投资驱动：这驾马车效率最低

　　中国的GDP与全球其他国家GDP在构成上的最大差异，就是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形成总额)的占比过高，即中国GDP增速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

　　世界银行数据库揭示，中国2011-2014这四年间，资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2014年的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的数据中，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中国香港24%、俄罗斯20%、印度32%、巴西20%。可见中国的投资占比基本超过发达国家的一倍，同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中国的这一占比几乎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全球2013年的数据为22.2%)。2015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占比降至44%，仍然很高。

　　假如投资的高增长可以带来企业盈利的相应增长，或者不至于让企业和社会的债务率快速上升，这样的投资是无可指责的。

　　但中国自2001年至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2%，同期GDP的年均增速在9%左右。近5-6年来债务的增长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尤其是去年国有企业的债务增长超过18%。

　　投资效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是政府主导投资，各地开展GDP增长锦标赛，大兴土木，全国城市面积的扩大规模远超人口流入的规模。投资往往不是市场导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很难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二是区域发展战略上，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战略，这三大板块的投资增速大大超过东部地区，但资金流向与人口流向相背离，生产要素之间的错配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即投资占比高的地区，GDP占比没有得到相应提升(下图)。

　　如东部地区投资占比从2001年的60%降至40%，但GDP份额只是略有下降，仍在50%以上。中部、西部和东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不断上升，但对本区域的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所以，人口不断外流。

　　三是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但投入产出比远低于民营企业，同时又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国企的债务高企，2015年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16%。

　　为何经营业绩差的国有企业反而能获得更多的贷款支持呢?因为国企的背后有政府的信用作担保，但民营企业，尤其是轻资产的民营企业则缺乏融资渠道。

　　尽管2016年第一、二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维持反弹趋势，但预测全年增速会略低于2015年，大约在9%左右。

　　简单概括，投资的三大主要问题是，资金流与人口流的错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投资错位和高投资与高回报之间的逆向选择。

　　消费马车速度均匀：却在扭曲前行

　　消费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有很大相关性。回顾一下历年GDP中消费的贡献，都是很稳定的，且消费的增速的斜率也很平稳，从过去每年13-14%，降至目前的10-11%。

　　此外，消费升级也如期而至，表现为吃住的占比明显下降，而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统计局在今年1月份对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的权重做了调整：“本轮基期的食品烟酒权数下降3.4个百分点(其中，旧口径食品权数下降3.2个百分点)，生活用品及服务权数下降1.1个百分点;居住权数上升2.2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权数上升1.1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权数上升1.3个百分点。”

　　按照新的权重规则推算，2016年肉禽类价格权重从2015年的6.4%调整到2016年的4.35%，其中猪肉价格权重从上一年的3%调低到2.34%。这样，猪肉价格上涨对CPI的拉动作用就有所缓解。

　　尽管大家对于通胀预期强烈，但本人判断这轮物价上涨的幅度有限，即不会超过2010-11年CPI涨幅。在全球经济疲弱的背景下，全年估计还是很难突破3%。所谓滞胀之说，本人认为可能性不大。

　　消费这驾马车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一直波动不大，中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在90年代时曾经占到65%，之后大幅回落，如今也不过回升到50%，比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如美国、日本都在80%以上。

　　即便与新兴国家比，也明显落后，如印度也要占到70%。同时，消费存在一定的扭曲现象，这与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有很大关系。

　　中国已经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但中国还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我曾经就国人到日本旅游购买马桶盖现象做过细致分析，发现智能马桶中国潜在消费者的数量大约为2500万户家庭，但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能够使用坐便器的人口超过6亿，也就是说，超过6亿的人口是买不起马桶的。

　　因此，与其强调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不如更应关注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

　　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中国中产阶层占比很小，即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上可以发现，尽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

　　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最高收入10%家庭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收入差距，在最近5年内是扩大的。

　　中国在2015年的出境游人次大约是1.2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去港澳，且不过夜。按本人估算，2014年除去港澳出境人次后，出境且过夜的人次大约在5000万左右，如果再剔除多次出国因素，出国旅游的人口也就4000万左右，占总人口2.9%。

　　因此，中国的富人和中产的数量，估计最多也就7000万左右，占总人口数量5%左右。

　　对于中国人出国旅游的平均消费额全球最高的现象，我认为倒恰恰是中产阶层占比较少、收入水平不高的体现。因为出国消费的大部分钱都用在购物上了，而购物的目的是为了逃避高关税，把旅游的钱“赚回来”。

　　这与90年代国内旅游的游客拿着大包小包返回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中国消费这驾马车是有点扭曲的，扭曲的背后是居民收入结构分布的畸形。

　　不过，2012年以来，我一直认为居民的消费规模是被低估的，主要被低估的部分是支出法下的服务性消费。

　　如存在无法统计或经营者为避税而少报现象，这些服务消费可能发生在某些餐饮、娱乐休闲、保健、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子行业中。

　　按本人的估算，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可能低估了两个百分点左右，这也是我不认可GDP数据虚高的原因。从GDP的构成看，资本形成倒是可能被高估的，但消费则被低估。

　　从区域看，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消费是被低估的;而在国企占比较高或落后的地区，投资往往被高估。

　　出口全球份额第一：但这驾马车在拖后腿

　　2015年出口增速为-1.8%，是2009年以后首次出现的负增长。而在2015年的两会上，商务部部长预测当年出口增速为6%。反差如此之大，只能说明全球经济很低迷，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出口优势在削弱。今年2月份中国出口增速下降超过20%，为09年次贷危机之后的最低点。

　　尽管2015年中国出口增速出现了负增长，但出口额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却继续上升，超过13%，原因是其他国家出口降幅更大。但中国作为出口第一大国，与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些出口大国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货物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占比过高。

　　2015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之比是6:4，尽管加工贸易的占比过去曾达到50%左右，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但如此之高的占比，还是反映出中国的仍然不是外贸强国，而只是高度依赖于为发达国家提供产品加工、组装服务的外贸大国而已。

　　中国未来的出口的前景不容乐观，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具有刚性，这已经导致国内的部分制造业向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二是未来人民币贬值幅度或有限，出口的汇率优势难以形成。中国自2014年以来出口增速就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尽管人民币对美元不再升值，但由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导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仍是上升的。今后为了应对资本外流的压力，估计人民币的贬值幅度很有限，形成不了汇率优势。

　　三是美国、德国的再工业化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课题组研究员鞠恩民称，中国制造业成本不仅高于东南亚、南亚、东欧，并且达到了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0%以上.

　　其中珠三角、长三角达到美国制造业成本的95%，中国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正面临压力，2004-2014年，中国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一直处于10%-20%区间。

　　中国制造业中的某些成本如电力成本、物流成本等都很高;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等随着机器人的广泛使用，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

　　如德国推出了工业4.0，法国也准备效仿德国进行再工业化;德国2月份的出口额就出现了大幅回升。

　　因此，中国出口贸易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全方位的，既来自发达国家，又来自发展中国家;既有成本压力，又有技术瓶颈。

　　估计2016年的出口增速仍然为负，大约在-2%到-4%之间。

　　通过对三驾马车的分析，我们很难得出一个乐观的结论。尽管今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和盈利数据出现一定的好转，但这似乎只是短暂的反弹，2015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超宽松和积极，总该有所反应吧。

　　某些光鲜数据的背后，存在太多的缺陷和矛盾。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重化工业化也已经步入后期，但竞争力依然不强。投资主要体现为大兴土木，在设备投资和研发投资等方面的占比太低。

　　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出口优势，终究会转化为出口劣势。消费原本应该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一匹马，但一味追求高增长高投资，降低了几代人的生活质量。改革滞后导致收入结构的扭曲，让消费对GDP的贡献处于较低的水平。

　　如果说，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不那么合乎逻辑，经济下行也会出现牛市;如果说，足球的输赢还有运气的成分，踢得不好还能出线的话，那么，经济发展却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很难有侥幸摆脱困局的机会。

　　如出国人群的平均消费额全球第一，改变不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现状;外贸出口份额的全球第一，改变不了2016年出口继续负增长的趋势;GDP增速的全球领先，是建立在全社会债务水平增速更快的基础之上。

　　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特征;设立什么样的目标，就会为了实现该目标而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改革不推进，结果就不会出人意料。

　　延伸阅读

　　中国GDP统计：北方多报高报，南方瞒报少报

　　来源：冰川思想库

　　作者：陈季冰

　　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GDP就一直是一个所有中国人关心的“中心词”。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思维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就是“以数据(特别是GDP)增长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误差问题，国内事实上在更早的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过。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统计部门也都十分清楚统计数据的水分问题，并很早就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为此，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统计局专门建立了一套独立收集省级经济数据的系统，以期不再依赖地方统计部门上报的数据。由于不存在考核压力，国家层面的数据掺水和造假的动力要比地方政府低得多。正因为这样，国内外经济学界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除非实在没有办法，一般不会采用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

　　有关中国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学者们也曾做过十分细致的研究，并得出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一般情况修下，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北方经济落后省份通常倾向于高报多报GDP增长率，而南方经济发达省份则倾向于低报瞒报，总体上确有夸大和水分。1998年全国各省上报到国家统计局的GDP增长率中，没有一个低于8%的，(当年“两会”上确定的政府经济目标是GDP增长8%)加总后的全国GDP增长率应该是9.9%，但国家统计局最后公布的增长率只有7.8%——这2.1个百分点就是压缩掉的水分。

　　第二，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对于增量有高估的倾向，而对于存量有低估的倾向。2005年底，统计专家在经过谨慎的核查之后对中国的GDP总量做了一次大规模调整。他们发现，之前的统计漏计了2850亿美元的经济存量，这个数值大约相当于当时欧洲的奥地利或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总量，也相当于当时印度经济规模的40%。

　　第三，中国的统计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主要出在技术方面。统计质量差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中国还有额外的困难，就是处于转轨时期，统计方法也正在从前苏联系统向国际通行系统转轨。但尽管如此，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中，中国的统计质量几乎是最好的。

　　综合起来看，至少在国家层面，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是基本可信的。

　　未来考核体系更复杂、模糊、多变

　　不过，最近几年情况又在发生很大变化。

　　在2014年春的一项研究中，美银-美林经济学家发现，此前一两年里，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之间的差距较以往正在大幅缩窄。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经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幅的加权平均数为8%，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幅为7.4%，两者之间的差距仅为0.6个百分点，可能是20多年来最低的。仅仅在2013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幅实际为7.7%，但各省份的加权平均数高达9.5%。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数据方面的显著变化说明了十八大以后上任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倡导的摆脱“GDP崇拜”、追求更为均衡协调的经济发展的“新政绩观”的理念已经开始显现功效。

　　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过去3年多来，中国高层一直在试图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各界淡化中国的具体增长目标，弱化对增长速度的过度关注。在中国目前高度集权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下，一旦评价干部的标准、决定他们升迁的指挥棒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就会立刻随之改变。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地官员眼下越来越多地大谈环境治理、不良债务和食品安全等老百姓日益关心的热点社会问题。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央领导日益关心的缘故。

　　还有一种近乎阴谋论的观点认为，在统计体系不能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局面未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当前地方政府不再追求“数据政绩”，甚至有可能有意识压低数据，亦或许是试图通过这种以退为进的隐晦方式向中央政府施压，呼吁出台更多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提振经济。就各级地方官员而言，这种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对他们的政治前途还是个人利益都是有巨大好处的。说到底，这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如此艰难的根源之一——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且自我加强的路径依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这种揣测是否有合理性，还有待于观察。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应该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不可能显著提高的基本限制条件之下，经济结构调整既有赖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也意味着各级政府之间关系的重大调整。

　　许多地方官员眼下应该已经意识到，未来自己需要应付的是一个更加复杂、模糊和多变的考核体系。而要让这种转变更有助于中央政府实现自己希望的目标，则要求后者大大提高准确把握基层民意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