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为什么国际麻烦如此之多?外部归因式解读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从内部因素来看，不注重互利关系，不讲协同进化，则是“中国制造”麻烦缠身的一个重要诱因。

　　麻烦困扰“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麻烦，最近几个月来，从民间到政府，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年内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事件，给“中国制造”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3月底，美国将宠物死亡事件与来自中国的宠物食品原料联系在一起，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量宠物食品被认定为危险品。4月，更有137种中国出口食品被美国拒绝入境，理由是这些食品含有过量有毒物质和不安全的染料。6月，美国又称从中国进口的牙膏中发现最高达4%的二甘醇成分，警告消费者不要使用中国牙膏。6月至8月，美国爆出中国玩具含铅量过高等不安全缺陷，导致2020万件中国玩具被召回。美国之外，5月底，巴拿马早于美国宣布中国牙膏含二甘醇，并发布禁令。整个6月，新加坡、香港、加拿大、日本、欧盟等地，中国牙膏纷纷被扣留或下架。而食品方面，4月以后，“中国食品恐慌”从发源地美国出发，从美洲一路东进，沿着新西兰、澳大利亚，一直传遍东南亚各国。

　　其实，“中国制造”的国际麻烦远非始于今年，也不仅仅限于上述危机事件，全面地看，影响久远，颇具杀伤力的“麻烦”至少还有3类。第一类，是反倾销。2003年，美国针对中国木质卧室家具进行反倾销调查，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家具企业有135家，涉案金额高达10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2006年对该案的复审意见，被调查的中国企业大多数都要面临高达216.01%的惩罚性税率，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将被逐出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反倾销甚至也发生在巴基斯坦，2006年3月，该国针对中国陶瓷发起反倾销调查，根据已经作出的裁定，一些企业将被加征21.02%的反倾销税，业内人士称，这些企业已无利可图。据统计，中国已连续10多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截止2006年11月，共受到各类反倾销起诉500多起。第二类，是绿色标准。2005年8月13日起，欧盟实施了WEEE，规定欧洲市场上的电子电器产品生产商必须自行承担报废产品回收、处理及再循环的费用。2006年7月1日起，欧盟又实施ROHS，规定在欧盟市场上禁止销售含铅、汞等有害物质的电子电器产品。今年7月1日起，欧盟拒绝使用含氟染料的纺织品进入。目前，欧盟和美国的绿色标准，已覆盖电子电器产品、纺织品、家具等诸多门类，如果照标准操作，“中国制造”的成本将大量上升，利润空间将被压缩至极限。第三类，是顺差摩擦。一些国家过去长期享用对华贸易顺差，而现在则开始警惕逐步减少的顺差，并表现出对“中国制造”的不善。今年8月17日，阿根廷突然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制革、轮胎、汽车配件等“敏感”产品的进口进行限制。今年上半年，阿根廷与中国贸易的顺差从去年同期的3.19亿美元下降到1.09亿美元，着急自有道理。俄罗斯的顺差危机感更重，2006年中俄双边贸易中，俄方顺差还有30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500万美元。俄罗斯国家智囊机构已出台专门报告，呼吁政府利用西方经验对付中国，如实行进口配额制、采取反补贴调查，甚至建议取消对华贸易特惠制度。

　　上述3类麻烦具有一定的“常规性”，比较而言，前述危机事件则稍显“偶然”。但是，当“偶然”与“常规”叠加在一块的时候，麻烦就出现了聚集效应，麻烦承受者就会受到高度困扰，“中国制造”眼下就处于这种境地。

　　“麻烦”的正确解读

　　“中国制造”为什么国际麻烦如此之多，外部归因式解读似乎更容易成为中国人的主流倾向。以今年的系列危机事件为例，“妖魔化”中国制造的判断显然是国内舆论的主体。按照这种判断，中国产品虽然存在某些质量问题，但一些外国政府的过分敏感和国际媒体的刻意炒作，很难使人相信背后没有任何政治原因。事实上，在中国产品和食品恐慌中，很有种族主义的气味，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挤压“中国制造”生存空间，为贸易保护主义开启一扇后门的动机。这种解读视角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它成为主流或者唯一，则无助于麻烦的化解。客观地看，面对麻烦如能适当地选择内部归因，开展相应的自我反省，可能会比较有利于形成更为理性的判断，并促成形势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化。

　　加拿大学者巴斯金(Baskin, k. 1998)在他的著作《公司DNA》中，提出过一个企业竞争的重要理论，即企业协同进化论，该理论对于“中国制造”国际麻烦的正确解读，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巴斯金指出，生物界的物种是在遗传的基础上，通过满足相互需要而存活的。如果只看单个的物种，就不能理解生态，任何生态的实质都是相互依赖中的协同进化关系。巴斯金认为，市场也是一种生态，在市场生态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发展是通过协同进化而实现的。他把组织模式分为机械式和有机式两种，他说，机械模式的组织认为，它们的目标就是提供产品和服务;而有机式组织则同时注意协调与市场生态中其他伙伴的关系。巴斯金联系上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市场说，为什么英特尔和微软能够从IBM和苹果公司手中夺取个人计算机市场的领先地位，因为后面两家企业都是忽视协同进化的机械模式，它们以为市场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它们的产品;而前面两家企业则把重点放在协调计算机制造商、零件制造商、软件编写商、销售商和用户的关系上，它们属于有机式组织。巴斯金进一步指出，自然生态中每一类物种依靠与其他物种的互利关系而生存;同样，有机型公司可以利用它们的产品培育互利关系，达到繁荣的目的。他注意到，尽管英特尔和微软的产品不如苹果公司优秀，但它们与其他公司建立互利关系的能力也照样可以使它们获得成功。

　　比照巴斯金上述组织模式的分类，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制造”有着明显的不顾协同进化的机械模式特征，无论是政府宏观管理层面还是企业微观运作层面，都缺乏有机模式色彩。从今年“中国制造”的国际危机看，似乎麻烦是缘于产品，但深入地看，事实并非如此。去年中国销往美国的食品中，被美国FDA退回的不合格产品比例不到1%，这一数字低于同期中国拒收的美国问题食品比例，也低于美国认定的欧盟与日本不合格食品比例，而从去年7月到今年6月，印度和墨西哥被美国拒绝入境的食品货柜数量均超过中国。由此可见，“不安全”食品，中国并非“首恶”。其他如中国的不合格轮胎，也不是多么严重的事件，美国制造的汽车轮胎因品质问题而被大规模召回也多次发生。至于前面提到的“中国制造”遇到的反倾销、绿色标准、顺差摩擦等国际麻烦，与产品质量更无必然联系。相反，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都具有很强的“产品核心”意识，这种意识将重点置于产品之上，追求“物美价廉”，但是忽略国际贸易生态中的“关系”因素，即“中国制造”并不缺乏“产品竞争力”，而只是缺乏“关系竞争力”。

　　不讲互利关系，不讲协同进化，IBM和苹果公司曾经因此败于英特尔和微软，今天的“中国制造”又在重演这样的历史。先看国家宏观层面的情势。拥有过大的贸易顺差是国际贸易中非互利关系的核心特征，而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多达1775亿美元。早在2003年，中国贸易顺差就达到中美贸易额的46.39%，按照有关经济学理论，这个额度早已超过贸易顺差引发“激烈摩擦”和报复措施的限度。抢闸出口，以产品和价格优势抢占国际市场，实现理想顺差，政府虽然早已感悟到其中的危险，但是宏观管制一直显软，从而使不适当贸易顺差成为“中国制造”国际麻烦产生的大背景。企业微观层面的藐视协同进化，则太普遍太常见了。2004年9月17日，中国温州鞋在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被烧的事情，离今天并不遥远。当时，西班牙人烧毁价值800万元人民币的温州鞋之后，还举行了一轮针对中国商人的示威游行，示威者扬言要抵抗中国过分廉价的产品对西班牙本地商人造成的侵害。温州人太有“产品竞争力”了，“温州人走过的地方，草都不留。”一位温州电器制造商曾略带夸张地说。他指的是在最完善、最廉价的产业配套和人力资源的支撑下，将成本压到最低程度的温州人绝不会留给任何人太多的利润空间。新近有国内记者报道，在埃及，原来本国生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卖一埃镑一个，中国产一次性打火机比这个价格低一些，很受欢迎。但现在中国货便宜到一埃镑买四个，埃及的打火机厂全部倒闭了，埃及人惊呼中国人太恐怖了。在西班牙、在埃及还有在世界其他地方，中国企业都这样自恃产品优势而席卷当地某类产品的市场。面对严重的生存危机，人家怎么能不想方设法给你制造麻烦呢?

　　化解“麻烦”的自我修炼

　　依照内部归因分析，背离协同进化规律与“中国制造”的国际麻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因果关系，因此，“麻烦”的有效化解，必然依赖于协同进化思维的引入。具体地，“中国制造”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行为上，都要展开艰难的修炼。

　　首先，“中国制造”有必要进行一场长久的精神革命。根据“中国制造”的整体精神状态，这场革命应当重点突出4个取向：第一，淡化弱国心态。“与狼共舞”是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普遍口号，表面上看，它反映了中国企业很强的进取意识，但在更深层次上，它所折射的是一种很重的弱国心态。“中国制造”进入国际竞争虽然已有20多年，虽然已经表现出某些方面的强势，但依然存在着过分的羊入狼群的弱势感。这种“羊心态”很容易将国际竞争看成你死我活的血拼，很容易造成不择手段求生存的过激反应，只有适当淡化这种心态，“中国制造”才能以适当自信支撑下的平常心与人同生共存。第二，摒弃小农意识。自私狭隘，贪图小利，吝于施舍，“中国制造”表现的这类小农意识常常导致国际环境的非议。例如，在东欧一些国家，经营“中国制造”的许多中国商人，坐地铁几乎从不买票，一旦有警察查票，就塞上一两百元了事。这类事情虽然发生在“销售”环节，但国外难免将其视作“中国制造”的一部分，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倾向于惩罚你。因此，只有告别小农意识，“中国制造”才能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应有的尊重，否则，你想与人家“协同”，人家也没意愿。第三，转变游击习性。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有机会走出国门了，这有利于中国企业整体的成长，但是作为“中国制造”的一部分，有一些中小企业游击习性太重，移动频繁，不重信用，没有长远目标，也不打算与他人建立长久关系，有钱就赚，赚了就走。这样的游击队，人家如何信任你呢?你不向“正规部队”转化，就只能被他人视为“麻烦”。第四，改造投机文化。这些年来，有许多“中国制造”靠投机做大了，在不规范的地方和不规范的时候，做不规范的生意，他们就凭钻空子发家了。这些人的经历对原本就有着浓厚宿命意识和投机心理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一波接一波的“中国制造”涌向国外去“碰运气”，他们不讲规范，不顾规律，投机取巧，甚至盲目冒险。这样的投机文化如果不加改造，“中国制造”将无法“常胜”，也无法为国际市场所接纳。

　　其次，“中国制造”必须以行为的实际调整表现与世界的协同。在很多情况下，协同意味着有得有失，不愿失去，则无法协同。在政府调控层面，有些割舍是必须的。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第44号公告，无疑具有协同效果。按照公告的规定，一大批加工贸易类商品被列入外贸限制目录，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同时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部分“中国制造”对国际市场的压力，缓和与国际对手的竞争关系。但愿这个公告能引发更多的宏观协同行动。在企业层面，也应有意识地让渡部分利益。例如前面谈到的中国打火机在埃及“称霸”一事，能不能将中国打火机的价格适当提高一些呢?比如说一埃镑买两个或一个半，在维持适当市场优势的同时，也能让埃及打火机生产商有口饭吃，让当地的就业矛盾适当缓解。如果真能这样安排，企业层面的协同进化就不难了，国外企业主动给“中国制造”找麻烦的可能性也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