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

　　罗雨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程伟力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

　　对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中国利用外资进入调整期。新形势下仍需进一步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从而全面提升中国的全球化参与能力，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国利用外资出现新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外资利用水平？

　　张茉楠：在吸引投资方面，同改革开放之初不计成本地吸引外资相反，一些地区尤其是本地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认为外资进入是与民资争利，各方对利用外资存在消极情绪、提出不合理要求，外资比重过低，跨国公司在整个创新体系中的促进作用难以发挥；另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加大引资力度对中国形成了较大挑战。

　　罗雨泽：2012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10亿美元，接近“金砖四国”中其他金砖三国的总和。若将中国香港地区包括在内，则是其他金砖三国的1．4倍，比美国也要高出16．7％，成为世界第一利用外资大国。

　　但是，中国利用外资存量水平仍较低。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504．7亿美元，约占全球的3．9％，仅相当于美国的1／5。由于中国GDP增长较快和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中国利用外资相对水平更低，而且呈下降趋势。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之比仅为1．3％，与处于高点的2000年相比，下降了3．7个百分点。利用外资存量与GDP之比为10．3％，无论是与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南非、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相比，均有较大差距。

　　全面提高中国的开放型经济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大家对利用外资等形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具有的战略性作用似乎有所分化，你认为提升中国经济的开放水平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程伟力：一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国有较大的空间。一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的人均规模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是2011年，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即使吸收FDI存量与GDP比例，中国也处于较低水平，2003年以来中国这一指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甚至20多个百分点，而近几年FDI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在提高吸引外资数量的同时，增强吸引外资的质量，特别是外资推动中国创新能力方面空间巨大。

　　二是中国进一步降低市场壁垒的空间也较大。金融开放度指标显示，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中国人民币区域化的空间较大。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伙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民币区域化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中国信贷、担保、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发展空间明显。在降低贸易税率方面，可以进一步降低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继续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加快高新技术进口，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参与核心技术研发。

　　三是在推动政府效率提升和市场化机制方面空间更大。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政府效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政府下一步的任务是推动自身的职能转变。当前，围绕“权力下放”和全面转变政府职能，中国政府需要切实提高政府效率和对市场的监管水平，为开放式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政府各部门出台政策要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在产业政策方面，要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不能对特定产品提供补贴，要花力气促进科研和自主创新的发展，同时，中国政府和产业界要积极介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国际产品标准的制定，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改善对外开放大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开放无疑是中国相当一段时期的核心命题，为了提升开放层次，我们还需要在哪些重要领域有所作为？

　　张茉楠：中国作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需要转变发展思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内外发展，将“引进来”、“本地化”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全球的资金和市场，提高中国开放的层次和水平。

　　第一，进一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和市场环境。首先，进一步营造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规范高效的行政环境。其次，进一步简化外资审批的程序，减少外资审批内容，增强外资审批的透明度，减少投资审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在整个投资审查中公平地对待各类企业。最后，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打破地区封锁。

　　第二，创新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形式。首先，从利用外资的形式上应鼓励外资企业参与国内企业的并购。其次，建立技术和人才交流体制。改变“以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模式，建立以技术交流为主、充分发挥各自在不同领域的科研优势，最终实现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其三，优先保障“智力输入型”外资进入。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企业、生产性服务型企业、知识密集型企业以及知识密集型环节进入中国，以便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效应。

　　第三，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鼓励外商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外资投资可再生能源发电、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合同能源管理、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再制造等行业。鼓励外资企业增资扩股、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力度，延伸发展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价值创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