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关于企业家“原罪”问题讨论很多，至今没有结论。分析企业家是否有“原罪”，首先需要一个前提，即：“人性”与“资本”的关系。这样，我们可以合理解答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如果结论是否定的，则论题不存在任何意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涉及企业家如何净化“原罪”。而基于“原罪”的伴生，慈善一度成为社会对于企业家的要求（当然，存在于内心的价值判断，不应存有强迫）。那么，是否是企业家应承担某种社会“责任”与被赋予某种“使命“呢？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亦无明确答案。当然，并不需要答案，因为它存在于社会良好的期望中。

    一、关于人性“原罪”与“七宗罪”：西方主流宗教时代的“原罪”本源

    １、希伯来文明中的哲学价值观：圣经时代的人类道德与行为准则

    “西方文明的初始根基不在古印度、埃及、巴比伦与中国的文明，而在于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文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之中。西方宗教所影响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和活动的道德法律均发源于希伯莱遗产”。

    在《圣经》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就体现了人类经济的价值观中诸多内容体现了宗教哲学对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以及经济活动行为的诸多影响思想。《圣经》中亦多处谈到社会中的人性、人因该如何幸福人生活，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与哲学价值观。

    ２、关于人性“原罪”与“七宗罪”的本源：西方主流宗教时代的“原罪”解释

    在基督教以前，西方世界以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为影响最盛时期，三大宗教的教义对社会价值观及行为准则的指导上普遍否定人性的“贪婪”与与生俱来 “欲望”等，将其作为人类邪恶之源。

    而七宗罪则是各种罪恶的源头，散见于圣经的记载中。十三世纪道明会神父圣多玛斯归纳为七项，即骄傲、悭吝 、迷色 、忿怒、嫉妒、贪饕、懒惰。而原罪为基督教的概念。据称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神学家图尔德良最先提出，并被圣　奥古斯丁加以发挥和充实，即：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自此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

    基督教提出“原罪”概念的本意与此前的三大宗教关于人性的认识本质是一致而同源的。祂在告诫社会人类思想与行为上犯罪的根源在于“贪婪”及与生俱来的罪恶的“欲望”“嫉妒”“色迷“等，这是人类各种罪恶滋生的本源。它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深陷其中则犯下滔天大罪，不知悔改则永坠深渊。

    而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前，因为西方三大主流宗教世界并未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下指导着社会行为，所以，它并没有形成工业化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的客观条件与环境，所以，社会对“资本“的“原罪“，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并无直接的解释。当时的社会，三大宗教世界的社会人们遵循社会所信奉的宗教教义指导的价值观及行为准则，来评价生产关系、社会秩序与行为规则，包括在“正义”、“平等”与“公正”理解下认识生产关系与合理秩序。

    二、基督教伦理关于“原罪”与“资本”的价值判断：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伦理之辨到资本主义制度

    １、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神学伦理：“原罪”与“资本”之间“矛盾”的化解

    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圣经》成为西方文化思想和宗教及政权的思想“核心”。

    政教合一下，《圣经》的经济思想则影响了西方社会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观与经济行为，特别是在此以后11世纪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以来，社会应该如何把握行为价值观，如何理解宗教信仰对人类心灵与行为的指导？人们的商业行为需要获得神的示喻，如：如何对待人性的“罪恶”？包括：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七宗罪“与”原罪“问题。

    社会必须在人类的商业行为中为此找到答案。由于在基督教居于西方主流地位以后，西方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宗教哲学中找到逻辑基础，并获得宗教文化认可。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至于谁是上帝的宠儿，每个人事先并不知道。它需要人们通过努力去证明这一点。在努力获得成功的过程中，金钱与富有并非代表邪恶，因为，它仅仅是你努力走向成功，证明自己是否是上帝的宠儿的过程。基督教诠释的这一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观与历史上一直以来居于主流教派的教义关于“七宗罪“中有关贪婪与金钱财富等的内容有所差异。而正是因为这个差异为当时社会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价值观指导，因此也为十五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建立做出了社会思想与文化上的准备。

    另外，《圣经》十分强调人类劳动的社会价值。劳动被看做是带给人类生命的福祉之举而不是被咒之物（来源于《基督教箴言》）。劳动的尊贵源自于上帝代表人类利益所进行的劳动。辛劳被赋予荣誉，懒散受到谴责（来源于《基督教箴言》〈传道书〉）。基督教对劳动的这种肯定态度与古希腊主要思想家对体力劳动采取的轻蔑态度形成了对照。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将柏拉图(Plato,公元前约427年-公元前约347年)在《理想国》中他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等治国贤哲；第二等人卫国的武士；第三等人民间工艺人。而柏拉图(Plato)把自由民中的贫困农民比作没有尾针的雄蜂，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在其理想国中没有农民和奴隶的位置。柏拉图则将“低能的职业”与“手工艺术”联系起来，称二者是下贱和不体面的。而其在对待生命的问题，则认为：灵魂是统治的，肉体是被统治的，所以，贤者的思想灵魂具有特殊地位，精神是崇高的，而劳动者是低贱的。这对于资本主义来源于劳动的资本积累来说并不具有支持作用，所以，工商业在这时不可能获得大发展。比如，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品达，是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亦表达了他关于“令其厌恶“的劳动印象，以至他对阴间的痛苦做了这样的描绘：“那劳作令人目不忍睹。”
    ２、西方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与生产关系的价值判断：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伦理问题间游走

 　正是因为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宗教，使得人们在新的教义指导下对于人性、尊贵、品质及正义、公平与平等做出了新的认识，使社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体系的构建中重新认识劳动、资本及生产关系等内容，比如，它是否符合“神”的旨意？来指导行动。而资本是否存在“贪婪“、“欲望“、“嫉妒”、“色迷“等“原罪“或”七宗罪“则成为社会新制度新秩序构建是否合理，人们的商品经济行为与资本积累是否给人们或资本家带来”原罪“的一种价值评判，或者说是“神“的审判。
亚当　斯密.关于分配理论。亚当　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来源于产业工人的劳动剩余，而这种劳动剩余形成资本积累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合理的。他认为这并不违背伦理基础。因为资本是为了继续生产而积累起来的储存品。虽然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无偿劳动创作的价值，但是利润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归资本家所有是必要的。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出现对于当时社会所遵循的主流宗教关于人性与生俱来的“七宗罪“与”原罪“的行为价值观，无疑对人们的心灵是一次震撼性的冲击。与其说是对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革命的有力支持，不如说是”资本“或”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是对于当时人们对人性所具的“原罪”的冲击。虽然在此以前，基督教的释义提供了人们为此做出某种努力的思想准备与基础，但是，人性的原罪与”七宗罪“并未因此在人类的”心灵“中消除。因为，它随着“资本”带进每个“资本”积累者的灵魂中，带着每个资本追求中的资本家、探索精神王国与打造财富王国的企业家走向了人性的“原罪”中。

    当亚当　斯密看到资本的出现使劳动产品的分配发生变化，并使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时，他已接近认识到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这种生产关系使“资本”与人性的“原罪”相伴而生！

    大卫李嘉图将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及其分配理论进一步提升为一个伦理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分配，是一切罪恶与祸根之源。从另一个角度看，当然亦可以是伦理角度或者是人性的“原罪”角度，总之，从生产关系之外的角度，他认为，只要改变分配就能使社会进步。这样，从当时人们所秉持的《新约》或《旧约》的人性本源的价值观角度，“原罪”将会不再与人们相伴而坠入罪恶的深渊。虽然西斯蒙第提出反对，他认为：人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他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伦理道德的科学。但是，他遭到大卫　李嘉图的支持者穆勒的质疑，他根据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是多量劳动与少量劳动的交换，来反击李嘉图的反对者。可以看出，人性与“原罪”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一直伴随着“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过程？那么，资本是否有“原罪”，资本家与企业家是否有“原罪”呢？

    ３、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的人性与“原罪”：商品经济阶段对人性“原罪”的审视

    作为当前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的“佛教”，提出人性戒除“贪、嗔、痴、慢、疑”的“五戒”，同样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源，是人性的“原罪”。佛家认为这些恶行会使人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中国人文哲学历来有求真从善的本源性追求。从儒家到百家都基于宇宙的本源性探索发现人类行为的准则或探究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中国的儒家学者朱熹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很多儒家学者主张节欲从礼。因为人性“欲”的无节制，会造成战争的杀戮，也伴随自然的惩罚与灾难，这会违背宇宙和谐秩序。后来的儒家学者发展了“心学”与“理学”以探索人类本体世界与客观世界存在的合理性框架。由于儒家“入世”的要求，它并不期望如佛家一样以求因果之报，而于六道轮回中劫难相随。儒家追求现实的秩序与法制的“惩罚”，即：通过法律制度惩罚破坏社会秩序与规则之恶，以“五常“、”六艺“的有教无类，敦促人性教化，使社会拥有合乎”理“的行为节制，远离本性之“恶”，从而使社会得治。　

    正如我所谈及，任何事物是相伴而生的。当一个人追求“财富”、“资本”，这一努力与过程本无过错，但是，从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的精神看，即使通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合法合理的努力获得资本积累，那么它亦一样会违背了西方主流宗教关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原罪“及”七宗罪＂，以及佛教中的“五戒“。

    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到无限的人类历史长河的本源，事物的辨证性会显示出很大的不同。合理合法的财富与资本的追求及获取，虽然并不违背时下的道德伦理与社会法律与秩序，但是，它并不会因此脱离了从西方宗教“神”的角度（或佛家视角）看待人性凡世人生的态度，亦并不意味着因此可以超脱于佛教或其他世界主流宗教对于尘世人性的本源的”贪婪“与”欲望“等动机的凝视与担忧。

    ４、“资本”的伴生物：“责任”与“使命”

    从这个角度看，商品经济时代“资本”的追求与成功亦是有其伴生物的，那就是与成功相伴随的“责任”与“使命”，或许可以理解为因为“原罪”而被赋予了这种“责任”与“使命”。回归宗教“原罪”视角，正是宗教哲学赋予特定时代特定的资本积累者或成功者解脱人性“原罪”的途径，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可以理解被赋予承担的一种“责任”与“使命”。

    从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的信奉者视角，其或许尤为值得珍惜，因为并不是所有人可获得资本与财富，亦并非所有人能够有能力通过 “慈善”帮助他人，帮助社会。因为商品经济中“资本”被赋予了正反两方面功能，即：不仅可以坠入“五戒”与“原罪”，它亦可以促使更多的所有者承担起社会众生的“责任”与“使命”。

    三、人性、资本与“原罪”的伴生物——使命：社会人文“责任”与“使命”谁来担纲？

    １、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人性、资本与原罪的伴生物：企业家的责任与使命

    伴随财富的增长，工具化的经济人性活动进一步猖獗。伴随工具人性财富资本的追求，世界提供了各种隐晦于符号背后的工具化操作，并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各种工具化人性将充斥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历史上，引导社会文明进步的担纲者、任何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担纲者自始至终承担不外乎两类。正如人类的贤哲所说：自出生起，上天不分贵贱同样赋予每个人与生俱来追求善与恶的两种秉赋。但是，伴随财富增长，求致真致善的初始秉性往往也会发生改变，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个因为“原罪”坠入深渊，一个因为至善步入人性致美涅磐。

    ２、比尔•盖茨后的世界使命：社会人文“责任”与“使命”谁来担纲？

    比尔•盖茨说：我只是财富的守护者而已，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使用它。在打造了网络世界财富后，他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研究比尔的成功，我们不难发现，伴随比尔新财富世界的打造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主线，即：自始至终致力于以慈善的形式宣传人文与公益，以充实这个日益融合于现实的虚拟世界方式中一种人文“责任”与“慈善”理念。曾几何时这对我国企业家中形成巨大心灵冲击，也影响很多企业家的对“资本”的态度与行为发生改变。

    当前，世界开启了财富背后的人文责任与使命阶段。它暗示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从资本到财富的打造，与其相伴的往往也有“责任”与“使命”。

    他可以是象比尔一样唤醒世界的一个人、一个企业；众多的人、众多的企业；全社会所有人、全社会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