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多的这位女友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她对实验也有独到的观察，其中有个细节特别有趣。有天她来到实验室，正巧碰到准备去更衣值班的一个狱警。美国人嘛，反正性格就是那样，互相吹捧跟不要钱似的，两人很快就聊了起来。在聊天的过程中，津巴多的女友觉得这个狱警亲切有礼貌，是个超级大好人。可是等这个狱警换上警察制服以后，津巴多的女友从闭路电视里看见他，当时就惊呆了，她说：“才几分钟，他就好像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他正在大喊呵斥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衅。”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好人”，正是狱警中最臭名昭著的家伙，他们还给他取了外号叫“约翰·韦恩”。

这个细节有趣在哪里？如果我们用中文简体字来看“制服”这两个字，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当名词用，是穿在身上的制服：一个当动词用，是我要你服从我的制服。当“约翰·韦恩”穿上了那套假的警察制服的时候，他瞬间就被那套制服给制服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超级大好人”，会因为一套制服，也就是赋予他的权力，马上变成一个“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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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个故事，你还敢那么肯定自己是个绝对的好人吗?

现在你是好人，是因为你并没有面对考验。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这点你必须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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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自认为是个多么好的人，无论你信或不信，总有办法让你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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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坏人这样的二元对立法则，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的天真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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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心理学故事讲完，讲这个心理学故事，只是为了表达我想表达的核心思想的第一方面，那就是：

“你，不是你想的那么好，每一个人，不要轻易去试验人性，因为，人性，是经不起试验的。”

所以，正是因为我个人有这种想法，我从内心深处在想到这些恶毒的执法者时，实事求是地说，更多的是对这些执法者的同情、可怜和遗憾，而不是愤怒。我一次又一次告诫自己：原谅他们吧，原谅吧！

我想表达的核心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是：

“这些执法者之所以会做出这些举动，其实还是源自于他们都处于文盲，或者半文盲的状态，正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够，所以他们对人权、对历史、对尊重、对社会、对国家的理解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些执法者也是受害者（也许是家族受害者，也许是社会或国家的受害者，甚至是时代的受害者，Who know？），同时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和“无知”地成为了“害”的传播者。

“穷人为难穷人、穷人欺负穷人”在这些事件上，在这些人身上，在这一段时间上，被准确和“完美”地进行了现实版的“诠释”。

所以，如果从这几个角度去看问题，《真正的禁摩不是禁行，而是禁销和禁产》这一类的表述其实是不准确的，是没有真正人文研究意义上的深度的（我这样算不算敢于自我否定？），因为，真正要解禁，除了建立更加开明和公正的摩托车相关政策法规外，教育，尤其是国民基础层面的教育，其实才是重点。

而高考，作为国民教育链条式环节中非常的重要的一环，尤显珍贵。

而交警骑摩托车送考，虽象萤火虫一样，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光亮，也仍显值得继续推广和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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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至此，我浑身汗都写出来了，设了一个文章标题，内容又不是说这个，绕来绕去，终于最终绕回主题，也终于绕回时代“主旋律”和传播“正能量”上了，这一圈，绕得我好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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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禁摩是个别城市，有人说禁摩是个别部门个别地方的个别做法，有人说小编你上纲上线把问题说得太严重过头了。OK，说这些话的人，你们都对，我不想解释，也不想争辩，我只想用一段真实的历史来回答你们，也算是作为本文的结尾。

二战后，许多当时施暴的德国人和很多受害的犹太人都在各自反思一个问题：

德国人反思：

为什么当时我会以“我是下级，我不得不服从，我身不由己......为自己施暴的借口”（当然当事人当时不会觉得这些是借口），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当时其实我除了“必须”开枪，我是不是还有更多的选择？

犹太人反思：

为什么灾难发生之前和刚刚发生的时候，我总是想：这不是我的事，我也管不了，这事离我很远，与我无关，大街上发生的事我装着没看见，我关上门就行了，但，，，最终灾难还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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