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些现象和作为面前，简单的在政策、法制层面上讨论“禁摩”问题简直就是小儿科一样的话题了。

那么，同样是作为（脱下那张“皮”后）也是普通老百姓的基层警力队伍，同样是上有小下有老的普通公民，何以穿上一张“皮”后就立马变了一个人？何以在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强调执政为民、精兵减政、构造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仍然有极个别地方、部门和执法者（协警有没有执法权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逆历史潮流而动，在21世纪身披国家工作人员制服的情况下，还能干出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写到这里，我就忍不住不得不为重庆的交警和开放骑行的摩托车文化和制度点赞了）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都同样处于社会“较底层”（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可能不太妥，但我暂时想不到比“较底层”更好的词儿了），同样回到家都是慈父善母的“执法者”在面对同样大多数是社会“较底层”，同样是为人父母的普通善良老百姓时，会在一瞬间变成“坏”人？会在一刹那完全“自由”地释放人性中的恶？

为什么？

WHY？

出于种种考虑，我也不想从什么政策、管理、人权等比较敏感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现象，我只想从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一点点。

有一本书里介绍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实验内容和标题大致是这样的（在下强烈推荐你看完这个实验！！！）：

“你是好人吗?”

一听到这个问题，我猜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回答：我当然是好人！就算那个公认的卖国贼汪精卫，还有当时追随他的一大批文人、政客，回看他们当时留下的资料、日记，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才跟日本人合作，成立南京伪政府的。他们觉得那是中国的出路所在—所以，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不是好人。

不仅我们自己是好人，我们看整个世界，都要分出好人和坏人。

小时候我们看电视，不也总是会问:“妈妈，他是不是好人？”“妈妈，坏人什么时候出来？”善恶忠奸，是中国人看待历史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凡有好，就有坏。

刘备好，曹操坏；岳飞好，秦桧坏。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阴阳失调，大事不好。

但是，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心理学家关心的不是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人会变成好人或者坏人。

1971年，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名字叫作斯坦福监狱实验。主持这场实验的心理学家。后来也成为大师，就是非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有次津巴多在演讲中说：好人是怎么变成坏人的？要知道，任何坏人也不可能天生就坏，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津巴多举了一个例子？路西法。路西法是谁呢?他是上帝最喜欢的天使。可是，路西法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撒旦。路西法是怎样从天使变成魔鬼的？这就是津巴多最想要解开的谜题。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果，因此也就有了另一个名字—路西法效应。

这个实验太有名了，有名到什么程度？2010年它被改编成电影《死亡实验》，可以说，这个实验从根本上颠覆了很多人那种忠奸善恶的世界观。而且了解这个实验之后，你就会明白？世界上哪有什么好人哟，只不过是没把你放到那个坏人的位置上。

还是先介绍一下这个实验。

大体上说，这个实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登报招聘志愿者，要通过海选，保证志愿者没有心理变态，如果有的话，比如本身就是个变态杀人魔之类的，那么这个实验就没有科学性了。所以，最后挑选了24个心理健康的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分别扮演狱警和囚徒，在实验室里模拟监獄生活。注意，只是模拟。

第二阶段，模拟生活开始了。这个时候，津巴多通过闭路电视，观察所有人的行为举止、心理变化过程。他发现，那些扮演狱警的人起初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对扮演囚徒的人下手，但很快就投入角色，开始奴役囚徒。在他们被赋予的权力范围之内，那真叫像脱缰的野狗一样，尽情放纵自己的兽性。比如让囚徒罚站.搜身以羞辱囚徒，等等。如果津巴多等实验工作人员不在现场，他们甚至还超出他们被赋予的权力，滥用权力。人是很容易得意忘形的。

第三阶段，大家也能猜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扮演的囚徒反抗起来了。他们和“狱警”发生冲突，几乎酿成了暴动。这时候，只不过是实验进行到第五天而已——整个实验不得不被紧急停止了。

听起来，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又不是真的狱警，那些囚徒又不是真的囚犯，怎么就那么入戏呢？说实话，津巴多也没想到实验会变成这样。根据他的原计划，实验要进行两周时间，但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对劲儿了，很快就发展到失控的局面。第五天的时候，津巴多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来探访津巴多，看到令她震惊的局面，才强烈要求暂停实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