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绿草如茵的洋河体育场如今已显得有些破败不堪；那时熠熠生辉的“力帆俱乐部”这几个大字，如今早已暗淡无光；当年还略显偏僻的洋河，如今早已被四周的高楼所包围，观音桥商圈已经悄然扩展至它的边缘。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承载了我太多关于足球的梦想，这里有着一段延续十五年的青春记忆。

让时光再退回到2000年，借着足协杯冠军的荣光，力帆高调从寰岛集团中收购球队，并更名为重庆力帆队。从此我们知道了原来重庆还有这么一家摩托车制造企业。在那个年代，嘉陵、建设、隆鑫早已驰名全国，而力帆还只不过是一家不知名的二线摩托车制造企业。但足球的魅力是巨大的，“重庆力帆”这四个字迅速通过足球传遍全国，也让我们知道他的总裁叫尹明善，他的公司改进了摩托车水冷技术，他的总部在沙坪坝上桥。

那一年龙湖还只是重庆的龙湖，过了新牌坊就全部都是农村，都是庄稼地；那一年长安福特还没有建厂，还没有金开大道；那一年机场高速还在收过路费，尹喜地也还没有布加迪威龙；那一年，尹索微还不是亿万富翁，她和我们一样还只是一个学生；但那一年我们却已经开始谈论力帆，我们已经开始在大田湾高喊“力帆雄起”。

忘不了2001年的甲A开幕式，天王郭富城歌声划破了重庆午后的宁静，多少重庆人为之疯狂。为了一睹玉面杀手张玉宁的风采，班上的女同学逃课到机场守候，哪怕回校后被老师罚站也在所不惜。为了到大田湾目睹力帆的首秀，更为了凑齐那张120元的门票，我和几个同学都省吃俭用了好久。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120元无疑就是一笔“巨款”。但一切都是美好和值得的，因为足球是我们的挚爱，而重庆力帆就是我们的精神寄托。我们在课间讨论力帆队的排兵布阵，俨然自己就是主教练；我们和女同学争论力帆队中谁长得更帅，谁踢得更好，为此面红耳赤，却乐此不疲。

我们在周记（当老师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称作周记）中写的是力帆，在考试试卷的作文中甚至还是会写力帆，力帆已经融入我的整个高中生涯。那时力帆的每场比赛，每个球员，我们都会关注，在那个互联网还不发达的年代，在学校又不能看电视，因此每个比赛日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便成为我们必买的一件商品。报纸看完后，关于力帆的每张比赛图片我都会把它剪下来，然后贴在一个专门的摘抄本上，细细的收藏，这个习惯我一直持续到大学。厚厚的几本摘抄本，记录着力帆的点点滴滴，也记录着我的成长。

每次力帆赢球我们都会欢呼雀跃，力帆每次输球我们也会为之捶胸顿足，扼腕叹息。我们在高喊“力帆雄起”的同时，也曾喊过“李章珠雄起”、“姜峰雄起”、“魏新雄起”、“裁判我儿”，甚至“力帆解散”，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我们恨铁不成钢，因为我们对重庆足球爱得深沉。其实现在仔细想来，从2001年开始重庆足球的整体实力就开始逐年下降，是无法和2000年之前相比的。浪子高锋早已随着那英的歌声远去，彭伟国也成了深圳某个酒楼的老板，“三竿洋枪”之后，重庆足球再也没有令对手胆寒的领军人物。重庆力帆队逐步沦为中国职业联赛的“垫底专业户”，中国足坛的升降机、“不死鸟”。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在默默守候，甚至2004年的那次“借尸还魂”都让我们心存感激，我们坚信重庆足球一定会有重新崛起的那一天。

转眼十五年就这样悄然滑过，如今的力帆已经从一个小的摩托车企业变成一个横跨多个行业的大型集团。力帆汽车拿到“准生证”，力帆股份上市，蓝洋担保获批，力帆置业进军房地产，重庆打黑最风声鹤唳的时候力帆也平安无事。我不知道这一系列事件是否与存在联系，也不知道这是否与力帆投资足球有关，但至少政府曾大力支持过力帆，尤其是力帆汽车的投产，在那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全力运作，力帆集团极有可能就此倒闭。虽然期间也有力帆队委身永川、涪陵的尴尬，但这其实是力帆在自甘堕落，年年在中甲厮混，甚至把好好的洋河体育场变成了花市和驾校。

2014年，力帆队终于以中甲冠军身份顺利升入中超，正当我们希望重燃之时却又传出了转让的消息。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转让本无可厚非，我也无从知晓到底是昌盛欺骗了力帆还是这原本就是一场阴谋。在中国投资足球都是亏本的，所以借此寻求政府支持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拿自己的钱往火坑里丢。力帆坚持了15年，投入达7亿，已实属不易。

但是，请不要以绑架重庆足球的方式来要挟政府，来向政府索要政策。重庆足球属于三千万重庆人民，不允许任何个人和企业将他们的私利凌驾在重庆足球的整体利益之上。而且我们的市长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显然是不会轻易受人威胁的。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我们只想在重庆看到中超比赛而已。重庆力帆足球队已不仅仅是力帆集团的足球队，它还代表着重庆，承载着重庆球迷的中超梦想和青春记忆。就像电影中柯景腾对沈佳宜说过那样：要是你不见了，我找谁回忆我们的故事啊？这场从2014年12月就开始的肥皂剧如今仍未有结束的意思，我只希望重庆足球不会因此而消亡，希望我长达十五年的青春记忆可以继续延续……